在中国，要靠批评文字或展览策划养活自己，恐怕不会过得很好。幸好中国批评家大多是业余的，一份工资在手，也穷不到哪里去。本来，写文章拿稿酬，做展览取劳务费，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只是中国稿费标准太低，展览缺乏正常机制，于是君子爱财而取之无路，让一帮批评家颇感不平。

奥利瓦

　　其实，批评本来就是一桩穷困的职业，奥利瓦怎么也比不上比尔·盖茨。你批评体制、批评社会，还批评艺术家和艺术市场，怎么可能让你“先富裕起来”?有些道理是很清楚的，批评尽管对艺术家的成功多少有些用处，但和成功的艺术家无关，大可不必去作什么比较。

　　批评的幸福在于对人类的感性活动进行理性思考，在精神上是很健全的。我想一个批评家的大脑，其连接左右半球的拼肤体可能相当发达，据说这也是人脑进化的标志。在一个以消费为追求的时代，思考是一种幸福，它只有聪愚深浅之辫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所以对批评家而言，重要的是批评话语而不是生存方式。你可以去教书、去打工，可以去做生意，关健是你的言说能否独立。

　　批评何以独立?

　　首先是不依附于艺术家。艺术家在感性领域工作，有时以为自己就足创造世界的上帝。但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都是局部的、片面的，最好的艺术家也只是历史的一个点。艺术家容易以感觉的完整性来抵制分析性。但艺术不是感觉而是“深刻的感觉”，而批评正是使艺术从创作到历史保持其深刻性的力量。批评不是艺术的敌人，也不是艺术的仆人，两者关系如同铁轨，相互关连，永不相交，共同构成历史的方向性。

奥利瓦近影（拍摄：Matto basile）

　　其二是不依附于体制。艺术运转需要正常的社会体制，为此中国批评家做了很多工作。中国艺术家通过国际展览机构取得的成功和中国利用种种展览体制策划的活动，使有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艺术是体制运转出来的。其实不然，中国艺术之所以有今天，恰恰是挑战体制的结果。艺术首先是野生的，其野生状态具有自发性和自在性。批评的任务一是发现，二是推动，三是保护。“发现”具有问题意识和创作智慧的艺术作品，通过批评阐释进行传播；“推动”体现中国人生存经验和思维水平的艺术倾向，策划组织展览予以呈现；“保护”有方向感和可能性但尚未成功的艺术家，助其生长而使之不至于在惯性意识形态中自生自灭。批评进入体制不等于依附体制。精神的原发性注定了艺术不可能被一网打尽，不管这种体制是商业的、技术的，还是学院的、官僚的。中国美术界太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机会主义，太少独立不侍、直言不讳的批评人格。

　　其三是不依附于自己。批评是一项面对历史的学术事业。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个人见解除了证明批评的独立性之外，并不能证明更多的东西。而独立性来自于美术历史的知识根据，来自于当代文化的思维智慧，来自于批评方法的理论证明。此三者对批评家来说，不是自明的、任意的，而是连贯的、可论证的。批评不同于欣赏，兴趣无须理由，好恶即是依据。批评是一种需要知识根据的言说，根据的合理性使批评话语成为可检验的对象，也成为再批评的对象。

　　因此批评是被批评反省的一种讨论。艺术作品是可以被解释的，这是批评存在的理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艺术作品又是不能完全被解释的，所以批评需要不断追问—追问艺术定论、艺术习惯、艺术体制和艺术历史。追问作为批评的天性，使批评成为一个质疑对象也质疑自身的过程。正是由于不断的追问和永远的质疑，批评家摆脱了自恋、自明和自以为是的古典知识分子心态，成为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在文化现实中寻找方向的可能的人。

　　（注：文章首发于《美术观察》2003年第8期，后被录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王林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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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简介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批评家、策展人，1949年2月25日生于中国西安,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现为四川美院教授，西安美院客座教授，美术学学科带头人，“当代艺术批评与策划”方向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