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制项目和方法在我们眼下的当代艺术中，可谓欣欣向荣。艺术家群、不同的圈子群、社团、人脉网、小群体、伙伴关系群，以及志同道合者和团队工作，所有这些基于合作之上的概念，都弥漫在艺术世界的空气中。

　　合作制的谱系，包含了大量各有不同的艺术工作组织形式和它们各自的美学：从鲁本斯和其他巴洛克艺术家那带有等级制的大型工作室，到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实验，构成主义的戏剧计划、激浪派的游戏和安迪·沃霍尔伪工业化的《工厂》。

　　Francis Alÿs在项目《When Faith Moves Mountains》中召集了500名手持铁铲的志愿者，将秘鲁沙漠一座1600英尺长的沙丘从原位置移动了4英寸。

　　或许19世纪30年代左右，出现在罗马的拿撒勒画派，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人所知的一起紧密工作的艺术家群体。这种艺术家合作的形式，能够发展成一个有意识的策略，最早是在同业公会消失和(个体的)浪漫派艺术走到历史前列的时候。

　　但与此同时，就像布莱恩·福尔摩斯(Brian Holmes)所做的那样，非常值得划重点强调的是，哪怕是那些待在自己工作室进行独立创作的艺术家，也会从其他艺术家处获其所需。

　　伦敦肯辛顿花园的蛇形画廊每年委任一个当年领衔的建筑师来设计一个临时夏季展馆，同时策划一系列文化活动。

　　合作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因那些需要有所不同的创作方法而变成了一个笼罩性的术语，因为这些创作方法要求不只是单人参与。另一方面，合作还强调大家一起工作，并从中相互获益。“集体的”(Collective)这个词强调团结，透过这一点，它会让人想起社会主义社会体系中的工作形式。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明确指向“集体地行动”。互动(interaction)可以指几个人之间的互动，也可以指诸如单个个体通过触动按钮来跟机器互动。“参与”(Participation)这个概念更关乎一种环境的产物，参与者身处其中，可以在某些东西上出份力，并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我们眼下这些艺术合作，背后的动机已经完全变了，几乎可以说，有多少彼此不同的工作模式，就有多少合作的动机。

　　由蔡国强发起，众人参与的公共艺术项目《萤火虫》

　　在一个艺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商业上还是公共视角上)工具化了的世界中，自己做主，以及那种想在社会中更有权力的愿望，也被认为是合作的重要动机。也不要忘了，跟其他人一起创作是很有趣的，而且，根据合作者各自的特长和爱好来共享任务还有实践上的优势。

　　在有些例子中，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引发了围绕技术装备和场地的合作。此外，像俾斯麦(Beatrice von Bismarck)业已指出的，那些正式的艺术家团体通常还关乎自我提升，和一种想在艺术世界干番事业的心愿。同样，团队工作通过它的理性分工和利益最大化目标，还跟经济语境有关。

　　此外，集体行动还跟一种想撤离艺术市场、撤离市场的剥削的愿望有关，它不想成为生产的对象，想避开市场化。想在社会中变得更强有力倒是个更温和动机，这就像是一个想要制造出一种在理智上和情感上，更有刺激性的工作环境这种愿望一样。

　　新社会运动留下的一份遗产正是合作本身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合作是一种对个人主义和逐利的内在批判。

　　已经有人指出，合作的人类学必须要考虑到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以及礼物中的要求关系。在莫斯的研究中，礼物很少被用来表达慷慨的无私，而是说，通过在冬季赠礼节(The Potlatch)中直接互换礼物这样一种体验权力的方法，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好方式。

　　合作也并非犹如希亚佩洛(Eva Chiapello)所断言的，艺术批评已经被新自由主义的新式管理理论所收编，从而失其锋芒。因为合作这个概念中通常还包含(被置入)了诸如忠诚、革新、利他主义和团结这类积极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合作也可以因背信弃义和伦理反常而站到相反面去。一个合作者也可以是个骗子、一个叛徒，去为敌人服务，从而不值得信任。在后福特主义的工作模式中，无形劳动(immaterial labour)及其信息生产跟合作是其关键所在。说到底，它们只是为了盈利。

　　因此，有必要提醒大家，交流跟合作是否可以起作用，关键在于其特征，在于对地点的精准考虑，对时间、语境和其他力量的考虑。这些要素详尽说明了合作何时有效，何时又无效。

　　译注：

　　莫斯是20世纪法国著名人类学家，他在著名的“礼物经济”研究中，根据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提出一种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交换”概念。现代的“交换”很大程度上基于理性人假设，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乃出于功利和效用。

　　莫斯却在一些部落中(波利尼西亚)发现另一种礼物交换模式。用莫斯的话说，“在给予别人礼物的同时，也是把自己给了别人;之所以把自己也给出去，是因为自己所欠别人的正是他自己——他本身和他的财务。”(《礼物》)

　　礼物交换在莫斯所研究的部落中，不仅是物物交换行为，而且还是道德、精神和宗教行为。“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其期间本来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在相互混溶：这就是契约与交换。”(《礼物》)

　　莫斯继承了其师涂尔干的“社会整体观”，他们认为生命以整体和综合的形式存在，而非基于孤立个体的简单聚合。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更能理解何以“合作”本身具有积极价值，也能理解，艺术家借用“合作”或“团体”这一模式，来应对艺术前所未有的工具化和商品化现状，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因为后者正是基于孤立或曰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之上。

　　作者对“合作”的解释，可以看作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和艺术方法，对人之价值的辩护和反思。如莫斯所言：“是我们西方社会在不久以前使人变成了‘经济动物’。不过我们还没有完全变成这副样子。经济人不在我们身后而在我们前方;道德人、义务人、科学人、理性人都莫不如此;在过去的无尽岁月中人们都未曾是这样的人。人成为机器，成为复杂的计算机器。”(《礼物》）

　　作者简介：Maria Lind(1966—)策展人，也是斯德哥尔摩Tensta Konsthall当代艺术中心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