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关于“中国抽象艺术”的评论中，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谈到，中国和中国抽象艺术缺乏理性，缺乏科学，或者别的相关必要条件。然而，实际上，细思这种判断，就会发现其背后隐含的对比意义——所谓“缺乏”，必然需要一个可资比较的对象和标准。如果没有比较，就不会存在“缺乏”的结论。那么，跟谁比较?缺乏什么?显然，这里隐藏的比较对象就是西方原发的抽象艺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与欧洲不同，因而，中国抽象艺术“缺乏”西方抽象艺术产生的一些先决和必要条件。这说明，当我们在谈论中国抽象艺术的时候，已经先验的将西方抽象艺术作为判断“标准”。当我们在无意识中如此谈论时，更说明这种关于“标准”的认同非常深入。其背后隐藏着一种国际主义的理想：中国参与全球化、成为世界文明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动机与愿望。与此同时，当我们在谈及“中国抽象艺术”的时候，无论是ChineseAbstract Art，还是Abstract Art in China，常常都带有本质主义倾向，它指向的是一种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抽象艺术的“中国抽象艺术”，其价值核心是“中国”。那么，这就直接导致在理论上需要树立另外一种抽象艺术的标准。在此背后，则是与国际主义相区别，有时甚至是与之对立的地方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意图。

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美术》杂志，1979年第5期

　　因此，在“中国抽象艺术”，或者“发生在中国的抽象艺术”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分裂关系。这种紧张和分裂导致了重建中国抽象艺术历史与理论之困难。近年来中国的抽象艺术展览和会议频频举办，都有一种潜在的根本企图，这种企图就是要建立中国抽象艺术的独特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书写中国抽象艺术的历史。然而，中国抽象艺术的理论和历史依然未能建立，正是因为前述其内部的紧张和分裂。如果假设中国抽象艺术的理论和历史在某个时间建立起来。那么，首先就需要审问它的前提，建立它是否存在基本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前提不存在，那么这一问题就无法得以解决。从前，呼声较高的是，70年代末即已存在的抽象艺术“古已有之论”。［1］这是将“西方的”、“现代的”观念附会到中国古代艺术中，通过建立“抽象艺术”与“中国”之间的历史关联性，来说明其当代合法性。其起因是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化的需要。这一论点是以今人之心揣古人之意，显然站不住脚。

康定斯基，横线，布面油画，140x200cm，1923

　　那么，从源头上看，抽象艺术在哪里产生?如何产生?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科学产生了抽象艺术?理性产生抽象艺术?显然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欧洲的抽象艺术最初发生在西北欧，尤其是沿海国家，那里率先有一套完整的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催生出抽象艺术。那么，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出了抽象艺术。抽象艺术是“资产阶级艺术”，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一种常见的看法，如果不考虑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性因素，而是从知识层面来看，这种表述完全不错。而且，抽象艺术不仅产生于资本主义，也服务于资本主义，使得它最终成为一种标准的中产阶级艺术。格林伯格在《前卫与庸俗》中谈到了这一点，他在资产阶级与抽象艺术之间建立起一种双向的联系，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社会、经济和文化革命建立起属于本阶级的艺术——抽象艺术，另一方面，良好的中产阶级教育也保证了他们能够看懂这些艺术。而一个未接受过资本主义审美教育的农民则无法看懂这些艺术，属于他的则是通过阅读画中“故事”进行审美的现实主义。[2]这有助于说明抽象艺术在中国被理解和接受的现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贵族阶层-古典艺术”、“资产阶级-抽象艺术”、“平民阶级-现实主义”，其对应关系自然而合理。

丁乙，破祭，布面油画， 123cmx93.5cm， 1985

　　抽象艺术在西方有着直接的社会起因和连贯的叙事，这意味着，对于西方人而言，能够相对容易建立一种抽象艺术的历史和理论。但是，在中国则不是这样。从民国时期开始，具有抽象艺术因素的早期现代派就已经通过“西风东渐”而存在，后来又经历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形式美”阶段，80年代末和21世纪又相继形成两次高潮。但是，这些艺术运动之间缺乏艺术方面统一而连贯的逻辑，因此直接导致无法进行统一的历史叙事。因此，只有回到现象本身，将中国抽象艺术放在中国整个近现代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系统中来看，才可能理解其中的“断裂性”、“连续性”和文化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抽象不是一种艺术风格流派，而是一种特定的现代性权力话语。而且，也只有通过这一角度的理解，才可能建立中国抽象艺术的理论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