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个只有一幅画的展览，但又不是一幅画的展览，而是见证了一个时代。

　　40余年后，当一切都成为历史，回望特殊历史背景下创作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其中既有难以抹去的时代烙印，却又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品有所区隔，在它连接的“知青美术”“组织创作”“展览策划”“集体改画”等复杂的美术创作机制下，沈嘉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和经历?

　　2018年9月26日，沈嘉蔚个展“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幕，展览通过沈嘉蔚创作于1968年至1976年间的手稿、速写、素描、油画作品等90余件以掀开与作品相关的尘封历史，这也是沈嘉蔚20世纪70年代作品在国内的首次大规模展示。　

　　策展人陈履生、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艺术家沈嘉蔚

　　1970年6月，时年22岁的沈嘉蔚自愿支边黑龙江，参与开发建设北大荒，次年任宣传组美术员。1971年至1976年，沈嘉蔚每年均有数月借调至黑龙江密山与佳木斯从事美术创作。这期间，艺术家创作出反映中苏关系的油画作品《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1974年，下简称《站岗》)，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志性美术作品之一。这件作品曾经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82年作品回归艺术家本人，随后被束之床底十五载，1997年经艺术家修复，其后，该画几经辗转，2009年被龙美术馆馆长王薇关注并为之感动，成为龙美术馆的收藏，2016年与之相关创作素材被龙美术馆整体收藏。此次展览便是基于一张画以及与之相关的作品构成。　　

　　《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布面油彩，1974

　　策展人陈履生认为，展览用这一幅画及其周边的诸多材料来构成一个展览，并呈现一个时代，是第一次。也是不大不小的挑战。《站岗》以宏大的表现手法展现了1970年中国大地上的重大事件，与其保存至今的70多件草图和文献，形成了中国美术史的个案。作为一个包含者历史信息、创作历程和经验的“标准件”，沈嘉蔚以独特的智慧突破了当时“红光亮”格局，但在“文革”时期，全国美展的展出中，该画经过了“改画组”的调整。《站岗》曾是国家收藏，却又被剔除，如今成为私人美术馆的馆藏，这其中包含了作品和时代的关系，也通过“一件作品研究一个时代”。　　

　　《有水塔的山坡》，纸本油画，1974

　　诞生于火红年代的《站岗》

　　《站岗》的故事，从1973年11月9日开始，彼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领导要求沈嘉蔚参加业余美术学习班。就在学习班行将结束之时，沈嘉蔚等决定提前一天结束此次学习班，利用两天时间去乌苏里江采风，且恰恰因为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沈嘉蔚才有了《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最初构思。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素材稿，纸本素描，1973-1974

　　当众人来到乌苏里江江畔，虽然看到了被积雪所覆盖的一二百米宽的江面，江岸上的航标，对岸密密的杂树林子，及远处苏方的瞭望塔，经边防站同意，沈嘉蔚一行人上到20米高的大架子(瞭望塔)，此时离上游仅百十余里的地方就是珍宝岛，而《站岗》就在此刻从沈嘉蔚的心中喷涌而出：

　　他放眼观察，只见苏联那边没有村庄，也没有相传几十里外的铁路，只有大架子、营房，和“乱七八糟”的树林。转身再看祖国的土地，辽阔无边，有房子、拖拉机等。正当此时，沈嘉蔚的一个构思油然而生——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描绘伫立于大架子之上，庄严站岗的边防战士。　　

　　《王树甲》，纸本素描，1974

　　“多好的想法呀!我都来不及高兴，只顾急急地观察塔上的一切，可以在创作时默出来。” 在1973年12月15日的文章，沈嘉蔚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素材稿

　　然而，《站岗》从开始构图，至1974年2月底完成正式草稿。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在创作之初，沈嘉蔚遭遇构思、构图被否定大约二、三十次，沈嘉蔚也在日记中写到“《站岗》新构图被否，弄得我心神不宁，十分难受!” 直至1974年2月底，沈嘉蔚从董振厚的革命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所抒发的豪情节奏中，受到了启发，完成了正式的草图。

　　展览现场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素材稿

　　展览现场，《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素材稿

　　据陈都在《沈嘉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与兵团美术——兼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美术体制》一文中的描述，从“3月21日回到‘学习班’，每天平均奔波(在泥泞道路和没路的积雪中行走)三至四小时以上，二人(沈嘉蔚、刘宇廉)共画有50多幅油画和50多张头像，而且获得了无法计算的印象和生活体验。以油画平均三小时一张，头像平均两小时一张计算，平均每天画画时间大约是10小时，而且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立于严寒的室外，甚至直接坐在雪堆里，且一坐就是两小时以上，留给每天睡眠的时间仅约6个半小时，而经由此次经验所形成的修改，则成为《站岗》最终的素描稿。”同时陈都也认为“这种‘下乡写生’的强度，实际是基于‘学习班’的影响力。一方面，隔绝兵团的其他事务，从而让学员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则必然具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权力，沈嘉蔚能再次上到大架子，获得极大的权限，看到想看的，画到想画的。”

　　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也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郝伯义。当年郝伯义所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职能就是汇聚兵团的青年美术力量集中搞创作，并将作品送省、军区与全国各级美展，以宣扬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成果。事实上，也正是在郝伯义的“连帮带推”之下，沈嘉蔚得以克服困难。在1974年6月24日，《站岗》终于全部画完一遍，尽管沈嘉蔚认为“如果能大改一两次那么可能还好些，但是看来只好到此为止了，这是要遗恨终生的——因为不大可能再重画了。”此时的沈嘉蔚并非不能大改，而是不知道如何大改。　　

　　《饶河码头》，纸本油画，1974　

　　《乌苏里江上的驳船》，纸本油画 1974

　　恰逢此时，郝伯义拿出了替代临摹外国画作的方子，给“学习班”的学员放了一部彩色纪录片《美术园地新图画》，而在这部影片的启迪下，沈嘉蔚立刻找到了方向，用两天时间，即改到7月4日凌晨2时，迅速完成了整幅画色彩的大改。至此，《站岗》一画最终完成。

　　基于这样的创作历程，《站岗》中，艺术家选择位于中苏边境高处的瞭望塔的一半创作，使画面处于一个险峻的高度之上;执勤的边防战士像雕塑一般地矗立，又像雕塑一般富有体量感，具有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情怀。

　　《站岗》的命运随时代变迁

　　然而，沈嘉蔚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再次看到这张作品时，他大为震惊。据说，《站岗》一画在展出前被展览组织者安排另外的画家(“改画组”)对人物面部进行了细心的深加工“提高”——两位军人的脸庞被加宽，以凸显革命军人的高大形象;鼻唇沟被加深，以强调革命军人对大河对岸苏修帝国主义的警惕和仇恨;面部在清晨焕发出的玫瑰色则被一层粉红色取而代之，以象征革命军人的堂堂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　

　　《初尝完达雪》，油彩画布裱于木板，1972

　　与当时很多受苏派绘画影响的年轻人相似，沈嘉蔚精心构思和偷偷摸摸地临摹习得的苏联油画技巧使用，在相当程度上与文革创作定律下形成的“高大全”、“红光亮”的形象概念化、色彩矫饰化表达系统存在着距离。“我喜欢苏联绘画，在我的作品中也吸取了苏派绘画中向自然学习的特点，《站岗》贴近的是我所认识的现实。” 沈嘉蔚在回忆40多年前的作品说，“但当时的全国美展看到的是改过的脸。”

　　1974年，“改画”的故事在当时并不为人知，但展览开幕式上，当时的江西知青陈丹青回忆那一年乘火车去北京看当年全国美展的情状，他甚至认为对其的影响甚于后来他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而《站岗》更是令他印象深刻，创作《站岗》时，沈嘉蔚仅25岁，这也引发了陈丹青对当下年轻人的发问。

　　在1974年的全国美展上，《站岗》一举成名，除报刊杂志宣传报道之外，又被制成宣传画、月历向全国发行，声名鹊起的沈嘉蔚为此应约撰写了一篇题为《塑造反修前哨的英雄形象》的经验总结，被发表在《美术资料》1975年第9辑上。

　　《乌苏里江岸的白桦与航标》，纸本油画，1974

　　但“文革”结束后，“文革”美术作品开始由“收藏”单位清理退还给作者。1982年，《站岗》由中国美术馆、黑龙江省美协逐级退还给了画家本人。不过，令沈嘉蔚感到震惊的是，清退回来的原作几成遗骸，画框荡然无存，画布揉卷脱色且遭水浸，其状之惨让沈嘉蔚在小心翼翼地束于床底后便不愿再多看一眼，这一搁十五年就过去了。　

　　《佳木斯松花江畔的航标》，纸本油画，1974

　　1997年，拟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展《中国五千年》的美国学者，与已在澳大利亚定居的沈嘉蔚取得联系，询问《站岗》下落并征邀作品出席陈列。鉴于古根海姆美术馆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性，决定参展的沈嘉蔚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美术馆保管部专家指导下将《站岗》修复，使这幅奇迹般地“还阳”，与1974年展出不同的是，《站岗》修复尽可能恢复艺术家画面的原意。修复后，《站岗》先后于美国纽约与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1998年)和亚洲协会博物馆(2008年)展出，最终成为龙美术馆的收藏。　　

　　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便是围绕《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形成过程，将展现出艺术家在20世纪70年代孜孜不倦地艺术探索之路，管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知识青年建设伟大中国的历史，以及一个即将被遗忘的一个时代和时代中的艺术家。

　　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1月6日　

　　《北大荒人》素描稿，碳条纸本，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