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09-28 来源: 艺术商业 作者: 艺术商业
首届“艺术成都”现场
近年来,新一线城市这一群体持续发力,城市发展和人才引流并行。当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各大城市对于人才的争抢已经是必然趋势。
成都,这座常住人口1600余万人,GDP超1.3万亿元的城市,很早就被冠以“当代艺术第三城”之名。但近几年,随着成都双年展的停办,发生了文轩美术馆因张达星撤资退任馆长而跨入全资国有美术馆,蓝顶美术馆在运营方面的变化、调整,缺少了高投集团资金支持后成都当代美术馆所面临的资金困难等情况,使得问题随即凸显。缺少了政府支持、企业资本的推动,昔日的中国当代艺术第三大城市似乎呈现出一种疲软的发展状态。当然,除了与成都本土的政治、历史以及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有直接关系外,也与其他地区当代艺术的突飞猛进有关。
在成都究竟适不适合做当代艺术?驻扎在这里的机构、艺术家又是如何操作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体引进艺术展,如何有效地将当代艺术输出到大众端口?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当代艺术生态展开观察。
艺术机构:独立发展,缺乏集群效应
成都当代艺术领域的机构,超过10年的有千高原艺术空间、K空间,前身为A4当代艺术中心的麓湖·A4美术馆等,都有着自身的定位和侧重点。
麓湖·A4美术馆(前身A4当代艺术中心)创办于2008年,并于2016年正式注册成为民办非营利美术馆。在2017年,美术馆搬迁到新址,无论从展览的品质还是团队管理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提升。
如果说麓湖·A4美术馆有着成都万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资金支持,那么成都的画廊则面临着更为直接的运营压力。一马画廊作为一家创办不到两年的年轻艺术机构,陆续举办了成都本土艺术家的艺术展览。对于开设一家画廊,其创始人禹丹表示,人除了工作、生活的空间之外,还应该有个第三居所,可独居、可放空、可会友,一马算是其第三居所,并希望此处能够是雅集、是文艺沙龙,也是承载着浪漫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一马作为年轻的画廊,在经验上有所不足,需要向前辈画廊学习,从画廊的现状来看,比预计的要好得多。维持画廊运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还是希望把它做好,挖掘更多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做展览。”
禹丹所期望的,也是其他画廊所期望的。2017年,那特画廊出于对画廊发展的考虑,搬离了软件园原有的空间,在运营模式和机构选址上进行了各方面的调整。对于成都的艺术发展现状,那特画廊创始人吕婧也曾表示,成都总的来说看热闹的比较多,专业这块还需要有人来研究。“成都的整体行业竞争偏弱,如果选择艺术从业,首选肯定是北京、上海。当然从侧面来看,成都的土壤又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大环境。对于成都的从业人员来说,不断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艺术是一个全球化的行业生态。”
2018年5月,“上海艺术24小时”举行。观众可以通过一张艺术通票,在活动当日参观上海超过40家美术馆及画廊,内容涉及绘画、摄影、雕塑、新媒体以及时尚和设计等。在北京,已经持续数年的北京画廊周也同时集结798和草场地艺术区的22家画廊共同引爆3月的北京。相比起北京、上海持续性的集中爆发,成都在艺术专业机构本就不多的情况下,各自做好自身远远不够,需要机构与机构之间的联动,用共同的力量来推动艺术活动在成都更加具有影响力的发声。
艺术家:本地支持有限,自发行为增多
如果说成都艺术机构之间的连接与互动相对缺乏,那么成都本地艺术机构与本地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则显得相对松散。
成都某美术馆负责人认为:“我个人觉得真正直接推动艺术家成长的不是美术馆,而是画廊。美术馆不太可能去推广一些刚刚出道的艺术家,然后陪着他们一起成长。所以成都对于青年艺术家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因为最重要的画廊环节,是相对缺失的。”
选择在成都开设画廊的吕婧则认为:画廊选择艺术家的标准不会因为机构身处某处而有所改变,还是要根 据画廊的定位和目标。画廊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支持本地艺术家或者某个区域的艺术家。此外,光靠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各方面都带动起来,才能受到大众的关注。”
麓湖·A4美术馆馆长孙莉和一马画廊创始人禹丹都在展览上对本土艺术家的创作有所呈现,在对于成都本土艺术家关注的话题上,也都表示机构对于艺术家会有更为长久的观察。“成都有非常多的艺术家,近几年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媒介形式,特别是在摄影、影像和装置领域,让大家看到了新的面貌,包括‘100公里’这类的项目以及像张晓、黎朗、木格、李勇政这样的艺术家。希望在整个视觉特别是架上绘画领域,看到更多的进步和改变。”孙莉谈道。
当然,艺术家做艺术从来不会因为机构支持有限而使自身创作停滞不前。相对于其他城市,成都有着宽松创作环境,也没有过于大的压力。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安逸之下如何寻求自身的突破,也成了艺术家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观察到,不同于以往成都一直作为架上绘画的重镇,现在工作、生活在成都的艺术家群体也在尝试不同于以往的创作形态。
周斌的《周斌:365天创作计划》,通过持续一年的高强度艺术创作,让个人的思考力达到极限,旧有的艺术经验崩溃以此来改造自我;张晋、沈阳超发起的“100公里”项目,以艺术家自身的创作为轴心展开,通过密集的时间,本着自己对自己创作负责的底限展开行动,探讨当艺术家在面对陌生的外部情境时所产生的生理反应;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开展在地性项目“过隙—齿轮厂”“造物与自然—新媒体实验”,还有策展人提出概念,连同艺术家一起突破既有创作方式的项目“临时关系”“庙山日常”等。
熊宇作为艺术家,就成都的艺术氛围表示,整体而言比较宽松,包容性强,这些都是艺术家成长比较重要的部分。但同时,地处西南腹地的成都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对前沿艺术信息的掌握略显滞后。作为四川大学美术馆馆长的他谈及川大正在进行的在地性项目时表示,希望通过此类项目将艺术与今天的世界产生更多的关联,在技术上更加具有实验性,在观念上与社会产生更多的结合。
多元化创作形态的出现,也是本地创作活跃的体现。这既是艺术家寻求突破的方法与路径,也是机构观察、发掘艺术家的渠道。或许不同于北京、上海,在成都这片土壤上,艺术家们还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打法”。
文化空间:高于艺术机构的视野及责任感
相比专业艺术板块的缓慢发展,成都文化空间反而呈现出一种更加自由、更加有生命力的发展势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改造社会氛围的视野高度,是成都艺术机构目前所无法比拟的。
明堂创意工作区创建于2013年,在成都一直专注于“在地化”文创内容的聚集和出品,每年10月的“少城有明堂”活动已经成为成都不可或缺的文化盛事,带动了一整条街区文化、娱乐、餐饮多产业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