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21日，“国际视野下的民国史研究：第二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承办，共有100余位学者参会，其中70余人提交了论文。参会学者大部分为海内外各高校历史系在读博士，也有部分在读硕士和青年教师，论文选题涉及民国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由于与会学者较多，本次论坛分成三个分会场同时进行，每个分会场按照论文选题又分为五组进行讨论，每组有3-5篇论文宣读与评议。澎湃新闻选取两组讨论进行详细介绍，以飨读者。

会议合影

“中与西，新和旧”

第二分会场的首场讨论共有三篇论文。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文哲的论文题目是《“时政划一”:民国初期官定历书的编订与颁行》。辛亥革命之后，作为构建现代国家时间秩序的新历书，面临着新旧对立的困境。官方虽然采取查禁私历、删除旧历等措施，但受制于旧有历法传统及社会习俗的影响，以及当政者与中央观象台编历取向的差异，官定历书的推行效果不佳。民初历书编订与颁行中的传统与现代、民俗与政治、权威与科学等多重因素的对立与融合，也见证了现代时间秩序与国家构建之间的复杂关联。

苏州大学历史系鲁萍的论文题目是《“科学”与“民族主义”:民国中西医的名分之争》。1920年代中期，余岩等西医开始以新旧区分中西医学，称西医为“新医”、中医为“旧医”。这一区分暗含以新代旧的逻辑，故引致中医方强烈反对。在持续的争论后，中医站到了民族医学的高度，提出了“国医”一词，为己方正名。稍后，部分西医不再斤斤于“新旧”区分，开始以“科学医”自命，一再申言西医是科学的新医，而讥中医为经验的医学。“科学”与“民族主义”由是展开了碰撞。然而，近代中国本有尚慕科学之风，中医一方虽拉上民族主义的大旗，却不可不以“革新”竞存，于是不可避免的开始了“科学化”之路。

复旦大学历史系庞境怡的论文题目是《近代医学术语的嬗变——以“Syphilis”中文译名为例》。近代西方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伴随着医学术语的译制，规范命名、使用医学术语亦反映出医学认识、诊疗技术的发展。本文通过对“Syphilis”一词译制历程的考察，回溯20世纪前近代医学术语的形成路径，并以此分析西方传教士、日本医生以及中国近代医者三方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纵使文化交流、译者主观性的选择会影响医学译词形成、确立，但医学知识内核的厘革才是作用于医学译词革新的关键因子。另一方面，其医学术语的最终确立，也反映出近代国人西医实力以及影响力的增强，是近代国人与西方传教士/医者争夺学术话语权之终局。

讨论会现场

“重审五四”

第一分会场第四场讨论共有五篇论文。

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的论文题目是《“塑造烈士”:五四时期的“民族气场”与反日运动的展开》。抵制日货运动是五四反日运动的主要表现，号召抵制日货运动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真正肩负抵制日货责任的则是一般商人阶层。商人作为生意人，他们要抵制日货，其自身利益必然受损（国货商人例外），他们必须在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牺牲自身利益，成全国家利益。但是，长久的抵制日货运动将使得商人无法生存下去，在此情况下，学生界有意识地塑造“反日烈士形象”，试图通过这种“牺牲自我，成全大我”的国家主义精神来激励国人将反日运动进行下去。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佳贵的论文题目是《从“五七”到“五四”——“五四运动”诠释的发生及其初期演变》。“五四运动”一词蕴含复杂，并非只能与“新文化运动”之类的语词发生关系，其初生时的语境与“五七”国耻纪念的相关性反而更为突出。使“五四”适度松脱与“五七”的关联，而与包括“新文化”在内的其他语词符号发生联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波的论文题目是《分业的文化运动:“五四”后一个反思性的倾向》。“五四”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或出于反思性目的，不少青年学生在原有文化运动道路上，有继续前行与深入的倾向，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抱持一种文化运动的分工意识，“分业的文化运动”渐成一时流行的口号。这一倾向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表现尤为明显，不少学会成员在分工原则的指导下，自觉担负起思想学术方面的使命，在既有的社会运动之外，明确宣告“力学救国”。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周月峰的论文题目是《回到思想的现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提出及其双重性》。“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曾是尼采的名言，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口号。以往研究多视之为五四反传统的象征，而忽视其既重估传统又重估西方的双重性。盖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脉”，同时这一表述又折射出更宽广的时代语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四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此前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故“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充满解放意味的表述能被各方接受，广为流传。

约克大学历史学系赵旭铎的论文题目是《罗生门后的思想与政治之争——1922年广东共产党组织“附陈反孙”之谜》。1922年6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分裂之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认为在广州的共产党组织犯了“附陈反孙”的严重错误，但陈公博、谭植棠、谭天度等广东共产党领导人在当时与事后均矢口否认有任何依附陈炯明的行为。双方各执一词，“附陈反孙”遂成为一桩历史悬案。这一历史迷题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与政治矛盾，既隐藏着不同政治势力间复杂的斗争，也涉及到中共早期组织内部对国际共产主义思潮的不同理解，以及早期共产党员从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身份转变。

讨论会现场

“突破民国史”

21日上午的会议闭幕式上，汪朝光、戴鞍钢、陈雁等多位学者进行了发言，在总结这两天的参会感受同时，也对与会的青年学者提出更高层次的学术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结合与本次会议同时进行的“第2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参会感受，分享了他对历史学的思考。汪朝光首先从“国际视野”的概念入手，提出问题：什么是国际视野？具体是指研究选题、研究理路、研究方法的国际视野吗？与西方更为接轨的台湾历史学走上了“社会科学化”的道路，这得益于台湾在1960年代后与西方学界的交往，以及在西方受教育的学者回台任教。相比之下，由于我们把所有非自然科学的学科都划归社会科学，所以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历史学是人文科学，跟社会科学还有一定区别。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越来越多在西方受过训练的学者回国任教，但是大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仍然没有那么彰显。那么，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今后是否要“社会科学化”？怎样在国际视野下把民国史研究推向新阶段？这都是值得思考的。

汪朝光研究员

复旦大学历史系戴鞍钢教授认为，没有必要将晚清史和民国史做人为区隔。“满打满算只有110年，硬要分成晚清史、民国史、南京政府时期，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得太狭窄。”如果能把晚清史和民国史打通，会有更多新意，对历史作出更好的解读。此外，戴鞍钢指出现在的历史研究大多是具体选题，很少有总体性研究，以致于当代历史学人对“大问题”的思考不如前人。而理解历史需要高屋建瓴的总体把握，如果能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对具体研究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戴鞍钢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瞿骏教授非常认同戴鞍钢教授的观点，他也提出学者不应该自我设限，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把视野尽可能地打开。对于汪朝光研究员提出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问题，瞿骏认为历史学强调“接着讲”，社会科学强调“反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辈历史学人的作品中有很多“接着讲”的典范，值得反复研读。最后，在现行学术体制下，很多青年学者不得不“抱着题目找材料”，甚至有什么材料写什么文章，很难达到先贤“识大体，知通贯”的高度。瞿骏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诫青年学者，要在硕士、博士在读阶段，抓住工作前最后的、可以恣意阅读材料的时间，为今后“识大体，知通贯”打下坚实基础。

瞿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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