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戏曲小说史家马廉，生于宁波，自幼住在天一阁旁的马衙街。他自少年时代即喜读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将藏书重点放在了小说戏曲一类的俗文学古本上，悄然步入当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研究领域。

1926年8月，马廉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受王国维和鲁迅影响，他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俚曲等古旧书籍与文献。他曾有三个书斋名号：“不登大雅堂”“平妖堂”“雨窗欹枕室”，均与其藏书中重要的戏曲小说版本相关，由此亦可见其藏书与治学的俗文学特色。

“不登大雅”就意味着甘于坐学术冷板凳，乐于做荒山开路人。马廉后来的俗文学成就，可以说就是把“无米之炊”做成美食珍馐，把冷门学问做成了热门知识。

“平妖堂”的名号则直接来源于马廉的一部重要藏书，因其意外收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四卷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喜不自胜，便自号“平妖堂主人”，并将书斋改名“平妖堂”。后来，他又偶然购得天一阁散出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说》中的《雨窗集》《欹枕集》，喜不自禁，更室名为“雨窗欹枕室”。直到马廉逝世后，周作人的挽联“月夜看灯才一梦；雨窗欹枕更何人”，更点明了《雨窗集》《欹枕集》这两部藏书对马氏的重要性。那么，马廉生前最后一部最重要的藏书《雨窗集》《欹枕集》有什么特别之处？

原来，两本集子还只是一部古代话本小说的残本。这部古本的另一半，藏于日本，命名为《清平山堂话本》。当时，马廉发现的这两本集子不但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日本藏本缀合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本子，对研究明代话本小说的演变有着极高学术价值。

经马廉考证，他发现的《雨窗集》《欹枕集》与日本收藏的《清平山堂话本》合为一书的总名应为《六十家小说》。《六十家小说》原书为六十篇，据清代《汇刻书目初编》记载，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十篇，共六十篇。

首先在日本发现的该书残本，中日两国学者起初都没有考证其原始出处，而是按照日本学者的命名称之为《清平山堂话本》。之所以这样命名，乃是因为这部含有明代嘉靖年间十五篇话本小说的古籍，由日本学者发现于内阁文库时，发现书板中心刻有“清平山堂”字样，于是将其径直命名为《清平山堂话本》。

实际上，这种命名方式是不正确的，“清平山堂”只是刻书者明代嘉靖间人洪子美的堂号，除此《六十家小说》之外，还刻有《唐诗纪事》《夷坚志》等。这种命名方式，好比“出版社+书籍种类”的方法，是相当笼统的，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但因其书首现于日本，且日本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研究，“清平山堂话本”遂成为一个通用称谓，取代这部书在中国原有书名。

1928年春，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来华，向马廉出示了该书的照片。马廉随即与友人发起“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托北平京华印书局于1929年将这含有十五篇话本的明代古籍残本影印出版，仍旧题名为《清平山堂话本》。与此同时，经周作人等相助，马廉还翻译了长泽规矩也的论文《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连载于孔德学校《AC月刊》1930年第1—3期。在该文“译后记”中，马廉对清平山堂主人——洪子美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刊书籍，做了初步考证。据其所见古本的细节特征，马廉在为影印本所撰序文《清平山堂话本序目》中大胆预测：“此本原书若干，今不可考，盖洪氏当时，搜罗所及，便为梓行，别类定卷，初未之计也。度绎体例，类似丛刻，故多收话本而亦复杂文言小说。”

显然，马廉对此书的残本性质以及真实名称都有了初步结论，只是苦于国内并未有此书的任何发现，这些结论还只能停留于假设。为证实自己的假设，此后数年之中，马廉留心寻访、苦心搜求。

1933年秋，刚向修缮一新的天一阁捐献晋代古砖欲返回北平的马廉，在旧书肆偶然购得一包残书。在这包残本故纸之中，意外发现十二篇话本小说，其刻本版式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话本”完全一致，且篇目竟无一重复。据书根题字“雨窗集”“欹枕集”笔迹，马廉考定其为天一阁旧藏。数年夙愿，得偿一旦，这令素来谦和低调的马廉，难抑兴奋之情，他为之得意地声称，此次发现“真是小说史上一段佳话，而为我平生的一桩快事。”

经考证，这十二篇话本小说，与后世改编的多种话本小说均有关联，诸如著名的冯梦龙、凌蒙初“三言二拍”系列、《金瓶梅词话》《古今小说》《续金瓶梅》等。换句话说，马廉的此次意外之获，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者们又找到年代更久远、更接近于原本的原始文献。这一发现，无异于一次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里的“哥伦布式发现”。

1934年8月，马廉将新发现的十二篇话本小说整理影印出版，命名为《雨窗欹枕集》；并撰写了《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除了简介发现经过及与日本版本的比较研究之外，结合自身藏书及所见闻者，马廉首次将十五篇“清平山堂话本”与十二篇《雨窗欹枕集》合并一体，与《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古今小说》《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刊四种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这份研究成果，不但是对“三言二拍”系列研究的可贵贡献，而且在至今未能发现更多新文献的情况下，始终代表着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高度。当然，在意外之获与研究突破的欣喜之中，那个时代的俗文学研究者如马廉这样幸运者并不多见，在这一领域要开展更深入的研究，还始终依赖于更多更新的古本被发现与发掘出来。大多数研究者只能被动地等待新材料的出现，进而不断地更改自己现有的学术观点与结论，这个过程周而复始，既漫长又无奈。

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背景与时代境遇之下，马廉总算为中国俗文学研究者们带来了一份“惊喜”，让在这一领域本已领先的日本学者多少有了一些懊丧，也让懊丧着去日本访书的中国学者们多了些许自信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