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时下中国最重要的艺术中心。不久前，11月5日开始的上海艺术周吸引了来自全球40多个城市的画廊参与了两家蜚声国际的本地博览会，西岸艺术博览会和ART021艺博会。第12届上海双年展也在同期开幕。不过，本届上双在开展前一直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参展艺术家名单，既引来诸多猜疑，也备受期待。

这届上海双年展与时下魔都火热的艺术市场和美术馆建设浪潮形成对比，显示出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冷静态度而更加注重反思，力求通过多元化的作品反映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

墨西哥人夸特莫克·梅迪纳（Cuauhtémoc Medina）担纲主策展人，他邀请了来自26个国家的67位/组艺术家参展，并提出了一个晦涩但寓意丰富的主题——“禹步”。这一策展概念的英文源自美国现代诗人E.E.卡明斯所造的单词Proregress，一个结合了Progress（前进）和Regress（后退）的文字游戏；而中文名“禹步”则引向了中国道教古老的祷神仪式的一种步法。

或许是因策展人在展览主题上的左右逢源以及一语双关，本届上双在国内艺术界引来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总结起来主要观点和批评集中在几个范畴，艺术作品的审查问题，国际艺术家与本地艺术家孰轻孰重，以及有关作品的品位之争。

我对这届上双的评价并不消极，而且我认识到上述这些评价范畴都不免有些老生常谈的意味。为什么？因为今天盛行于全球的双年展机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已经不简单的只是上述这些问题了。因而把这些评价尺度枷于任何一个双年展，都可能实现不疼不痒的批评。

为了弄清楚双年展所面临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双年展这一展览形式的历史。威尼斯双年展是世界上最久负盛名的双年展，这个开始于1895年的每逢奇数年举办的国际性视觉艺术展，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成了其后所有双年展的参考对象。威尼斯所打下的基调及其展览形式不可避免地启发了和影响着今天世界上各个双年展的运营和展示机制。

从威尼斯开始，双年展机制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多年里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今天的格局——目前世界上至少有超过250家双年展，而且每年仍在新增。除了各大国际都市，乡村和欠发达地区也都热衷举办各自的双年展，非洲的达喀尔有双年展，加勒比的哈瓦那也有双年展，就连无主之地南极洲也在2017年举办了其第一届双年展，主展场设立在一艘不断航行的游轮上。

当我们认识到全球双年展的庞大数量和花样繁多之时，我们也应该有意识地反思有关双年展的争论焦点究竟是什么。一些关于艺术创作本体的讨论以及一些简单的指标指数，是不是还能够解释当代文化、当代艺术发展的复杂性呢？对此，我想提出的思考有几个，一个是双年展的景观化问题，即庞大的展览体量、讨好观众的夺目作品、不断追加的高预算等产生的问题。二是双年展在刺激旅游业和刺激创意产业经济，甚至是在文化消费主义层面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三是对双年展机制本身的反思，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思双年展的模式、类型、组织架构等问题呢？

我更倾向对上海双年展的批评和讨论应该从以上层面展开。而且为了评价它，我们也应该对上双的历史有必要的了解。1996年，位于南京西路456号的老上海美术馆举办了第一届“上海（美术）双年展”，这个由官方主办，市政府出资的双年展在当时释放了一些微妙的信号，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85新潮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需要注意的是，从2000年的第三届开始，“美术”二字从名称中消除，这个流变也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和主办方的艺术观，即对艺术和“美”两者关系的思考，以及对何为当代艺术双年展的思考。正是从新千年开始，上海双年展也开始逐渐明确了其关注当代艺术的定位，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艺术交流，邀请国际策展人加入策划团队。

历经了不间断的22年时间，今天的上海双年展已经开始引领国际性的当代艺术讨论了，本届上海双年展共有亚洲艺术家31位/组，同时也是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展出拉丁美洲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今天逆全球化抬头和政治经济复杂的局面下，上双的策展仍针对“战争”、“女性”、“野蛮与文明”、“自然与社会”等议题展开艺术和哲学层面的讨论。在如今魔都的美术馆和观众都陶醉在所谓的沉浸式展览的窠臼之时，这一点策展人精神是尤为值得赞许的。当然，针对中国社会，上双的参展艺术家们也提出了多种表达多种声音。杨福东的由500人参与的现场表演《是的，必经之路》，阿根廷艺术家恩里克·耶泽克的文字矩阵装置《围地》所突出的字样“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等等作品也或直白或隐晦地反映了当代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

从二战后的当代艺术发展来看，全球众多双年展的发展过程也是当代艺术全面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人们好像越来越喜欢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双年展也越来越喜欢吸纳新观众群，希望吸引更多人群参与到展览中来。但是，人们究竟从观展过程中获取了什么以及应该获取什么显得非常可疑。从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从美国到欧洲到中国的世界各地，今天大众日益变得民粹，并在移动互联网的加持下浸淫在娱乐化和消费主义当中，昔日的精英价值观也已经崩塌。在这样的新情景下，双年展的角色也摇摆在公共知识分子和文娱内容提供者的动态关系里。

本届上双及其有意凸显的知识分子精神在当代是否具有强有力的公共影响？在火箭少女和国民男孩茁壮成长的新时代里，上双还能提供怎样的公共讨论呢？或许这个责任也并不在一家双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