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公祭日”的日子越近，来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参观的人越多。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坐落在安德门大街48号，这里是南京市南部郊区，博物馆在一座民居的顶部，不仔细看很容易错过。馆长吴先斌每天早上8时30分准时坐在办公台前，只要看到有人在馆内驻足时间超过20分钟，他就会上前攀谈，他认为这会是真正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

　　从2006年开始，南京人吴先斌陆续投入3000多万元，建成一座藏品超过3700件的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8年之间，他前往全国各地搜罗抗战遗物、走访500多名抗战老兵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凭借自己的力量，吴先斌扛起了保留民间抗战记忆的重担。“这8年，就跟打了8年抗战一样。”吴先斌如此形容说。

　　12月7日，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吴先斌接受了记者专访。

　　“我是个南京人，怎么走都绕不过去”

　　2004年，事业小有成就的吴先斌，开始喜欢到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逛，最初也就是买些小古董。

　　年底的一天，吴先斌偶然看到了一本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画册，画册已经发黄破损。他翻开画册，一下子就像被一股寒气袭身，“浑身都在发抖”。画册中的一页是一张中央大学礼堂的照片，校园里全是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日军，没有一个学生。呆了许久，他花了1万元买下了画册。

　　也就从那本画册开始，他走上了搜寻南京大屠杀以及抗战史料的路。“感觉心里的那颗种子终于遇到了阳光，止不住地想向外生长”，吴先斌如此形容那本画册给他带来的变化。

　　他所说的那颗种子，是在1983年的冬天种下的。那时,他才20来岁,在南京大学电教室工作。

　　那是一次加班工作中，吴先斌工作室的老主任陪着一位非常清瘦的老师走了教室。吴先斌将这位老师带来的磁盘放进播放机,屏幕上出现的画面既无字幕,也没声音,整个影片没有一句描述,只有一段段剪辑而成的画面，但使他第一次有背脊发凉的感觉，“画面中的人们正在遭受屠杀,表情非常痛苦”。

　　后来，吴先斌知道，这位老师名叫高兴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也是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这段14分钟短片，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他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吴先斌说，就是那时候他的心中播撒下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种子”。

　　不过，虽然是两次偶然的经历让吴先斌走上了开办博物馆的路，“但是我把这些偶然看作必然，因为我是个南京人，怎么走都绕不过去”。

　　从那本画册开始，吴先斌每个周末都去各地寻找和抗战相关的物件，“我常常形容自己是收垃圾的，10年来，收购站、文物市场、垃圾场、垃圾交换站都是我最常去的地方，现在南京有什么资料我第一个知道”。

　　2006年，吴先斌的收藏品已有100多件，他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最开始很小，但来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对外开放，入选了“南京市建国六十周年大事记”。“企业家吴先斌开办民间抗战博物馆有什么社会意义”也曾成为江宁区学生初中试卷的一道试题。

　　有了博物馆，吴先斌也逐渐为人熟知，他收集藏品的速度成倍增加。到现在，他收藏的与抗战相关的书籍有40000多册，物件藏品超过3700件，其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有300多件。

　　除了抗战史料，吴先斌还拜访了500多位抗战老兵，走访了1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为他们留下了影像和口述材料，展出在博物馆里。

　　8年来，博物馆已经从最开始的一间小屋，发展到现在的500多平方米的大馆，参观者超过16万人次，其中不乏日本、德国等国外慕名而来的民间团体和学者。

　　开博物馆，最关键的就是资金。吴先斌在这8年里一共投入了3000多万，博物馆一年的运营费用就要200万，每天空调费都要800多元，这些全部来自吴先斌开办的装饰工厂盈利。

　　“这8年，就跟打了8年抗战一样。”吴先斌如此形容说，“一方面是博物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得去做好我的生意，另一方面则是博物馆繁琐的各种事务，忙得厉害”。

　　为到日本参展花了一个星期挑选藏品

　　每天早上8时30分，吴先斌准时坐在堆满了书和收藏品的办公室——他把每天绝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留给了博物馆，仅在下午抽空处理生意。每到周末，他会游荡在南京城里的多个古玩店和废旧站之间，寻找和抗战相关的物品。

　　博物馆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处理，整理藏品、布置摆放等——由于藏品太多、场地太小，他常常需要为决定展出哪件藏品而犹豫不决。

　　今年8月，吴先斌收到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发来的邀请，带着28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来到日本名古屋市，参加日方举办的“为了和平揭露战争”巡回展览。为了挑出最有说服力的展品，他在博物馆的3700件展品中整整挑选了一个星期。

　　这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藏的史料首次在日本展出，展览在名古屋市公会堂4楼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会堂内，精心选出的这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展出在其中一个独立展厅内。

　　吴先斌认为，这28张照片“每张都是由日本人自己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有出处，经得起任何考验，将让日本右翼‘无话可说’”。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精心准备的展览却没有取得设想中的效果，“每天来参观的也就几百人，而且是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较少。”这让吴先斌颇为遗憾，“我们的准备非常扎实，但大部分日本老百姓却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很茫然，年轻人都不愿了解这段历史。”

　　吴先斌此次到名古屋参展完全自费，一共花费5万余元。虽然抱憾而归，却激发起他的“斗志”——“南京大屠杀是客观存在的，在全世界有几千万份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证据分散在世界各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日本被抹杀、被遗忘的现实提醒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明年还要再来日本参加展览。”

　　吴先斌说，“日本右翼混淆视听，一直在否认南京大屠杀，用南京话来说就是‘捣蛋鬼’。如果日本的年轻人不能充分认识这段历史，中日友好的基础将受到严重的破坏”。

　　“正视历史”是吴先斌一直提倡的历史观，“要消除两国的分歧只能靠多走动，尤其是民间的交流。”这也是吴先斌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初衷，让中国的年轻人也充分认识这段历史。

　　保存一份关于战争

　　和灾难的民间记忆

　　办了博物馆之后，吴先斌常去高校参加抗战史研讨会。

　　让他感叹的是，经常听到某个来自国外的“专家”讲得头头是道，一问他的职业，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律师。“最让我意外的是，有次听一个日本人演讲，他对南京1644部队非常熟悉，讲完以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公司保安”。

　　“如果仅仅是专家学者来研究这段历史的话，他提供给社会的只是一个‘思考的历史’，而当各种阶层的人都来参与的话，他给社会留下的将是‘历史的思考’，恰恰这种‘历史的思考’对社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先斌建立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目的也是给“历史的思考”提供一个切入点。博物馆的藏品几乎都是吴先斌亲自淘来的，每一个展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让吴先斌欣慰的是，一个叫张德贤的农民工来博物馆看了1年之后，回到家乡也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查。

　　博物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吴先斌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刚开始时博物馆只有吴先斌一个人，现在加上他一共有7名员工。“有人管网站、管微信、管展览，有人负责搜寻藏品，还有人在做抗战老兵的采访。”

　　8年多来他们已经做了500多位老兵的口述记录，也看着老兵一个个地离世。

　　吴先斌认为一切的花费和辛苦都是值得的，“在南京城像我这样的小企业家成千上万，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无所谓，但不能少了一个在民间捍卫历史的人。”他认为，“这就是我的兴趣爱好，我觉得比打高尔夫、买跑车有意义。”

　　“3000多万的投入在日本人看来是很可怕的，他们觉得自己掏钱干，不代表国家只代表个人更有说服力。”吴先斌说。这是这家博物馆的价值所在。经过长达8年的收集和整理，吴先斌保存了一份关于战争和灾难的民间记忆，他为抗战这个命题注入了更为生动和鲜活的血肉。

　　现在每年来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观众有2万多人次，还有近百名历史爱好者和学者前来查资料，这让吴先斌感觉收获满满：

　　“我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很多热爱历史的人，不论贫穷与富贵，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总是一件幸事。越来越多的人会来使用这个博物馆做研究，博物馆的成果能被社会利用。”

　　幸存者口述

　　幸存者潘巧英目击日军在孟家场大屠杀：

　　眼看亲人被刺死

　　躲芝麻杆后侥幸存活

　　1937年12月9日，南京江宁区黄粟墅村的潘巧英随着家人逃难至隔壁的孟家场村，当时才7岁的她目睹了日军在孟家场的大肆屠杀，而她的3个亲人也在屠杀中遇难：

　　9日上午9时左右，我和父母等10多个人从黄粟墅稀里糊涂地逃到孟家场，人群里有男有女、有小孩，还赶着一头猪，大家沿着一条小路一脚深一脚浅地走。

　　等到了孟家场的老洪四家时，他家的人都跑光了，屋里空空荡荡的，我们就进屋落脚，我父亲潘荣富开始张罗午饭，还把猪杀了。那顿饭吃得很饱，吃了不少肉，吃完饭我就和3岁的妹妹潘玲英在院子里玩耍。

　　下午3时左右，5名日军进到了孟家场，我爷爷正在上厕所，被一个日本军人一刀刺死。我在屋外看到了，马上就跑回屋子，边跑边喊，10多个人抢着上楼，母亲一手抱妹妹一手拉我，因为人多，我一个人被挤了下来，然后躲在了楼下的灶膛边，有一个孟家场的老奶奶挨了几刀，身上还留着血，也躲在那。

　　我父亲被吓坏了，想逃跑，从阁楼上跳了下来，日军发现他后，冲过去，一刀从腋下穿过，立即就死了。表哥吉冬联在外面玩了一会儿，刚回到屋，就在大门口被一刀刺死了。

　　过了会儿，日军又拖着跟我们一起逃难的张长贵的母亲，从屋里向外拖，她死活不肯出门，哭喊：“我是老百姓啊。”那个满脸胡子的日军跑到外面，拿了把刺刀回来，对准她连刺两刀，一下就刺死了。当时我离她就10步远，看得清清楚楚，还好有两捆芝麻杆挡着，没有被发现，当时也不敢哭，一哭就没命了。

　　等日军走后很久，我们才出来，那个奶奶虽然躲了过去，但是因为流血过多，不久还是死了。

　　后来听孟家场的人说，当天上午日军已经来过一次，杀了很多人，村里的房子大部分都被烧毁了。解放后有过一次统计，孟家场一共有73人被日军杀死。

　　动态

　　在“世界人权日”当天，为声讨日本罪行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向联合国发公开信

　　据新华社电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致联合国人权机构公开信”在南京向社会公布。据悉，近700字篇幅的公开信由3361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联合起草，以中国人权研究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名义分别寄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波德莱尔·恩冬·艾拉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也是77年前中国守军打响南京保卫战腹廊战斗的日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公开信发布会上称，在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举行公开信发布，就是希望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期待联合国人权机构，站在维护人权、公平和正义的立场上，促使日本政府对侵略和加害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和平来之不易，我们都想过安稳、太平的好日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在发布会上激动地说，寄出这封公开信是想让全世界铭记历史，以权威组织联合国的影响力，站在维护人权、公平和正义的立场上，敦促日本政府反省，让他们认清对南京人民造成的伤害。

　　记者看到，遗属们在公开信上如是呼吁：我们热爱和平，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意味着流血和破坏。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只有中日双方共同站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中日两国人民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解。

　　朱成山说，以公开的方式表达正当愿望和诉求，国际社会早有先例，如韩国曾积极收集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史料和名录。今年3月25日，韩国外长更是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上，强烈谴责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反人权问题。

　　记者了解到，公开信已于今年11月28日分别通过邮局投递以及网络邮箱寄出，共有中、英、日、法、德、西、俄等7种语言版本。截至目前，纪念馆方面尚未收到联合国方面有关回应、答复。

　　档案

　　国家档案局发布《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第四集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

　　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国家档案局10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七集网络视频《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的第四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展示了收藏在中央档案馆的《新中华报》、《群众》周刊、《救国时报》、《新华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以及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的《日本在沦陷区》一书等。

　　《新中华报》等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通过《尸山血海的南京——敌在南京之空前暴行》《人类共弃的敌军暴行》《日寇在南京的兽行》《日寇的残杀奸淫，绝灭人性!》《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南京紫金山下杀人竞赛 寇军暴行惨绝人寰》等报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进行了揭露。《日本在沦陷区》是一本较全面汇编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战争暴行与侵略材料的书籍，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的中外报刊、书籍、报告等，共三编，其中第三编收录了日军的暴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