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时期以来到世纪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讨中国不同时段的油画本土化现象。本篇文章为第二篇《学习苏联与自主发展》（1949—1978）的第一章节《接受体制规范》的第四节内容，阐释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以及对油画民族化问题的关注。

齐白石 篆书“百花齐放”35×102.5cm 1953年 书法 家属捐赠老舍、胡絜青藏画

第四节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1956年初，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将进入高潮，完成在望。在党的工作重心将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此前的新中国建设一直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这是建国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已明确提出的，在1953年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     新中国对苏联外交上的“一边倒” 变成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方位的“一边倒”。不过，苏联这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学习的榜样，在1956年初发生了一件大事，促使毛泽东意识到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在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大胆揭露与批判，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这一事件，立即促使中共重新看待苏联建设模式，思考如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苏共“二十大”之后，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会议上，毛泽东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讨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毛泽东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如何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2]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十大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探索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方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的更好。其基本方针就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显然，“以苏为师”转为“以苏为鉴”，执政者开始思考如何立足于本国的情况，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再以既定的蓝本为唯一参照，而是在适合本国的前提下去开创。

既然在以苏为鉴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一定缺不了各种社会力量，而知识分子，就是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加快经济建设的直接的、重要的力量。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党已经预见到农业合作化将在1955年底完成，并且开始为推动工业化发展作出努力，表现出向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人员寻找帮助的态度。1955年12月3日《光明日报》宣称，“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3]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的报告立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地位作用的正确估计，提出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历史背景中加以考虑，强调了他们的重要性。就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时，陆定一在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

“双百”方针的出台，表明了在完成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的文艺政策的适度放宽，至少在学术层面允许不同风格、不同声音和不同学派的存在。这意味着给予知识分子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双百”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面反应十分强烈。一时间，为什么提出“双百”方针，怎样实行这个方针，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为此，刘少奇指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报告。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定一说，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他指出，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是“左”的简单化的片面性，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无关，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因此，他认为，“双百”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双百”方针一提出就得到文艺界的响应，紧接着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指示更促进了艺术界的热烈讨论。中国作协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贯彻这一方针。《文艺报》发表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第10期）的社论。8月，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在北京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出了各个时期各种风格、各种题材和形式的音乐节目，还就当前音乐工作中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24日，毛泽东和音协负责人等有关人员一起，针对讨论的问题，系统阐述对中西文化关系和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非驴非马也可以，”“民族的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对于在音乐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是一次很好的指导，“同时也是关于‘民族形式’和‘中国化’的理论总结。他所阐明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显然已超出音乐界本身，具有广泛的普遍意义，对文化艺术各个门类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和解决争论的问题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4]

双百文艺方针的出台，毛泽东对音乐中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代表了执政领导对建设新文化的根本立场、途径和观点：它应是“中国化”的，“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学古也好，学外国也好，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也就是当下的现实。新文化的特征和目标，其实在毛泽东那里已经得到明确的指示，毛泽东的态度和意见说明，文化的转向保持与政治同步，执政者在探索新的文化道路时开始充分的重视民族文化，已将文化建设的参照由外来模式调整为重视自身传统民族文化、挖掘自身民族文化。这一立场转向必然影响深远。就油画领域而言，就很快反映出对执政者新话语方向的追随态度。文化部于1956年8、9日间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了“全国油画教学会议”，表示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油画，并集中探讨了一些与油画发展相关的主要问题。参加会议的是当时七个全国美术院校、八个师范学院和两个戏剧学院油画教员共40人。会议的内容包括了油画技法的学习与交流（由马克西莫夫亲临指导）、油画技法与教学问题讨论以及延伸出的关于油画表现风格的讨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风格问题突显为众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油画民族化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进入郑重的议事日程。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288页。

[3] 《光明日报》，1955年2月3日，转引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4]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见《毛泽东文艺论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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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菊简介

　　湖北荆州人。199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2000年获该院美术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文理学院美术史系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在《美术》《美术观察》《中国文艺评论》等专业刊物上独立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民族化再探索——1949至1966年中国油画的重要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人民出版社，2017年）。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艺术学青年项目1项，2篇文章分别入选第十一届(2009)、第十二届全国美展(2014)“当代美术创作论坛”。曾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奖(2008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4年)，2016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评论作品，“历史与现状”首届青年艺术成果优秀论文奖（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