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对中国现代美术与美术教育的影响，包括追溯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和美术教育观念及风格变迁的内在动因，都不能不提中国留法艺术家。这一群体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所书写的浓墨重彩，至今历久不衰。从早期的吴法鼎、颜文樑、李超士、徐悲鸿、刘海粟、张弦、常玉、林风眠，到后来的吴大羽、刘开渠、常书鸿、庞薰琹、吴作人、吴冠中、赵无极等，这一长串名字个个拨动人心。

作为对20世纪早期留学现象的梳理与研究，“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大展通过40余位留法艺术家的200余件作品和史料，向观众呈现了他们怀揣梦想、负笈西行、筚路蓝缕、求索新知的艺术道路。此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担任总策展人，主展“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由红梅任策展人，专题展“他乡之乡：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他山之石：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雕塑”“饮水思源：留法艺术家的法国老师们”分别由董松、江明洋，刘礼宾，菲利普·杰奎琳任策展人。展览通过作品展示、资料梳理、公共雕塑以及3D还原等方式，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上世纪初中国留法艺术家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研究领域的探索与思考。

部分作品系首次现身

留学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中最富时代特征的现象之一。中国学生赴法学习艺术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政局混乱、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他们可谓肩负着时代的重任。正如17岁的刘海粟与乌始光等人，誓言要以艺术的新知改良中国社会，“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要在残酷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要使“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他们中，大多选择了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并以油画、素描、雕塑为主要科目，既学习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等美术类别，如徐悲鸿、吴法鼎、常书鸿、颜文樑、吴作人等，也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观念引入中国，如林风眠、刘海粟、庞薰琹、潘玉良等。由此，为20世纪中国美术带来了油画、雕塑、素描、色粉、水彩等传统书画体系之外的新的艺术形式、艺术观念、艺术思潮和审美趣味。

环顾展厅，一大批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赫然在列。于1911年赴法的吴法鼎是我国首位留法艺术家，其展出作品《旗装妇女像》造型严谨，功底扎实；王如玖的《肖像》创作于1916年，是展览中创作年代最早的，该作沿袭了西方肖像画的创作方式，着重用层层油彩描绘出人物的神情；《杨仲子全家福》是徐悲鸿学成归国后于1928年创作的油画，系首次公开展出，见证了时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与杨仲子的深厚情谊；吴作人于1935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绘制的《纤夫》，色彩饱满，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细节精微处纤毫毕现；潘玉良的《浴后四美姿》等，印象派的技法和极富东方传统韵致的线条勾勒，展露出融合创新的大家风范；《窗前静物》《小乞丐》则展现了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颇具西方现代风格的董希文……除此之外，一些被历史淹没的同期留法艺术家作品，如谢投八的《花卉静物》、唐蕴玉的《花卉与书》、萧淑芳的《向日葵》、李超士的《石榴》等也得以拂去尘埃而重新走入观众视野。“展览中的许多珍品难得一见，甚至部分作品系首次现身。” 红梅说，这些作品，不仅清晰地还原了留法艺术家们的艺术形象，也更完整地呈现了他们的艺术面貌。

纵观此次展览，除以林风眠为代表的少量墨彩、速写和色粉画外，大部分作品是对静物、风景、人物肖像等题材的油画创作，且带有明显的写实主义趋向。当然，如若以今天的视角和标准评判，其中的一些作品仍不乏稚拙与青涩，但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放置到当时的社会语境和时代背景中，它们所包含的每一笔笔触和色彩，都蕴含着留法先驱朴实的艺术情怀和抱负。

艺术的事业在祖国、在故乡

“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是当时法国留学生们的重要组织。1933年4月2日，常书鸿、刘开渠、曾竹韶等本着“需要一个更紧密的、更纯洁的艺术团体的组织”，出于“互相了解、互相研究的真诚的态度”“自由地评论艺术界的现状，艺术上的问题”的目的，在巴黎常书鸿寓所成立了著名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从成立到1950年代，学会活动一直延续了20年，先后聚集了常书鸿、吕斯百、滑田友、王临乙、吴冠中、赵无极、吕霞光等112名旅法艺术家，是已知的活动时间最久、组织最完备、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留法艺术团体。在此次展览筹办中，董松、江明洋从史料中艰辛爬梳，找到了这112人的名字，时光漫漶，岁月凋零，有些人的生卒年月不详，有些人竟然没有一幅肖像照。他们中的多数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专业的艺术生，也有汪德昭、蔡柏龄这样的出身物理、化学等专业但挚爱艺术的学生。他们不仅探讨艺术、参加各类沙龙展览，同时也观访博物馆，进行欧洲艺术考察，以《艺风》等国内杂志为阵地，执着地传播现代艺术思想。

已88岁高龄的常沙娜正是在那个年代出生在法国，“我的名字‘沙娜’是法文‘Saone’的音译，而La Saone是法国里昂的一条河流。”1927年，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从家乡杭州奔赴法国，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随后考入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于是举家迁往巴黎。“我家就住在巴黎第14区48号，房子有一个长长的阳台，装饰着很好看的花纹护栏。假日里，我家成了中国留学生们聚会的场所，王临乙、吕斯百、曾竹韶、唐一禾、秦宣夫、陈世文……都是座上宾，徐悲鸿和蒋碧薇到巴黎办展览时也来做客。爸爸于1934年创作的油画《画家家庭》，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了银奖。”常沙娜对这一段回忆总是充满温馨。

一张发黄的纸上签满了艺术家的名字，这是当年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成员们在李风白家中举办圣诞聚餐时的邀请函，红烧鱼、洋葱炒牛肉、醋熘白菜等菜品赫然在列，谈笑、争论，觥筹交错，仿佛宴会还在热烈进行中。

留法的中国艺术家学成之后，一部分留在法国，成为中法艺术交流的直接象征，大部分都选择了回国报效，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回到国内，投入到保家抗敌的历史洪流中。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之后，吴冠中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在回国之前，他在给老师吴大羽的信中说道：“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而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范迪安说：“所有这样的故事和他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精神，都让我们对这些前辈致以深深的敬意。”

千流归海植沃土

负笈归来，艺术家们将西方美术教育的优长与中国社会对美术人才的需求相结合，开拓了新的学科与特色专业，特别是人才培养方式。如从法国学习西方雕塑的艺术家们在回国后，通过雕塑创作、创办雕塑系科、译介西方雕塑文献等，成为现代雕塑的拓荒者，他们使西方学院派写实雕塑成为中国现代雕塑的“母体”。据另一位策展人刘礼宾介绍，为准备此次展览，他们走访国内多个城市，对遗留的民国雕塑进行了航拍，通过图文呈现、公共雕塑3D还原等方式，凸显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雕塑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对于自身的艺术探索，留法艺术家们亦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生活现实，将其在海外所接受的历史视野、思想观念、艺术技巧转化为对中国主题和中国现实的表达，在形式语言的研究上也不断探索中国气派。“超逾百计的中国艺术家虽前往一个国家，但取用之丰富，回国之后艺术发展形貌之多样，形成了百舸争流的格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极强的吸收与转化能力。也正是由于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艺术胸怀，使得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美术有了一番文质俱新的图景，为后来中国美术的发展培植了丰沃的土壤。”范迪安说。

毋庸讳言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留法群体的艺术创作却突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是由当时的国情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艺术是一种精神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必然会选择更符合人民大众、更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表现形式，而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留法群体和西式绘画，显然不能胜任也不会被提倡。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还没有做出成绩，甚至还没来得及暴露自身问题和不足的时候，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红梅说，虽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吴大宇等一大批留法艺术家从未间断自己的艺术探索，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和社会成就，但他们的个体发展尚不能说明留法群体的整体命运。“艺术天然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外部力量应尽少干预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而艺术家们在受到干扰时，也应坚定自己的艺术步伐和艺术判断，抵抗干扰，克服困难，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这正是展览给我们的重要启示。”红梅说。

正如策展方所言：“学术讨论可以有不同角度……在20世纪整个国际艺术发展的版图中，中国美术有哪些不仅对于中国而言是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整个国际艺术历史的书写中不应该成为缺漏的篇章。这是这么多年来中国美术界特别是美术史论界同仁们一直关心的问题。”通过此次展览，重新看待留法艺术家的思考、研究和创作实践，有助于给人们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