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柏林，自然是要去佩加蒙博物馆的。

博物馆的名字本身就提示了它的特殊性。佩加蒙是公元前后希腊化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著名的佩加蒙祭坛，是古希腊最后的巨型宗教类艺术作品，由国王欧马尼斯二世在公元前180年到公元前165年为祭祀宙斯和雅典娜而兴建在一座小山丘上。1878年，热衷于考古的德国工程师卡尔·胡曼开始对位于土耳其西海岸的佩加蒙古城进行发掘，由于当时土耳其政府无力顾及文化保护，这座恢宏的祭坛被德国人用了5年的时间整体搬迁至柏林，并由著名的建筑师设计修建了一座专门的博物馆，在馆内复原这座希腊神迹。这座博物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佩加蒙博物馆。

我们去参观的时候祭坛依然在维修。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参观兴致，因为有无数的镇馆之宝让我们叹为观止。

比如伊什塔尔门和行进大道。史书记载，气势宏伟的伊什塔尔门是进入巴比伦城和通往王宫与神庙的仪仗大门，城门高14米，宽30米，全部用精美华丽的彩色琉璃青砖砌筑，并饰有龙、狮子和公牛等动物的侧面浮雕图案。当年下令修建城门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曾准确地预言，“全人类都将为之惊叹。”

现在这座城门就矗立在佩加蒙博物馆的巨大展厅中。无论你之前看过多少次纪录片，在图书中怎样了解了它的考古发掘过程，当你身临其境就站在城门脚下，环顾着遍铺蓝釉砖的城门及城墙，或仰望或近观，依然会目眩神迷到嘴巴张得巨大。说实话，若在其他的博物馆，比如笔者之后去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只有几块用蓝釉琉璃砖雕组成的狮子浮雕镶嵌在墙面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收藏了，而这里奢侈到不管不顾的程度。还有行进大街，它是连着伊什塔尔城门的中央大道，每逢新年，巴比伦都会有盛大的宗教庆祝活动，全城人民抬着大大小小的神像，从伊什塔尔城门进入，沿着这条中央大道向城里进发，最后进入神庙……而在佩加蒙博物馆，所有的游客也非常荣幸地从这条行进大道穿越而过。

这就不得不提到德国考古学家科尔德威。从1899年到1917年近20年的时间里，科尔德威领导由不同专业的多名科学家组成的考古队，在伊拉克严酷的沙漠环境下持续进行科学发掘，让我们对于古巴比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17年，他们发掘出一个高约90米的巨大塔庙，科尔德威通过论证，宣称这就是《圣经》中记载的通天塔（或巴别塔）。而伊什塔尔城门由标准的砖块组成，德国人将这些砖块细心包装，完整运回德国，又按照原样重新组装，最初每块砖头上都有精美的釉画，由于年代久远，许多釉色已经褪掉，为了复原当时的原貌，人们将很多砖墙又重新绘制了釉画。现在在博物馆的展厅内，我们还能看到那些没有拼接上的细碎砖块，让你想象当时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多么耐心地参与了修复拼接工作。

其实科尔德威已经是后来者，在他之前，已经有英法的探险家在发掘古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的遗址。1833年出任法国驻摩苏尔领事的博塔本是医生，却喜欢周游世界，他发现底格里斯河东岸风沙荒漠中有一些顶部平坦、四周陡峭的土丘，就立即组织当地人发掘，并于1843年发现了古亚述的王宫。博塔将他发掘出土的人首翼牛石像和生动的武士浅浮雕运回巴黎，在卢浮宫展出，立即轰动了欧洲。其他人蠢蠢欲动闻风而至。1845年底，受大英博物馆资助的莱亚德在尼姆鲁德也挖到两座亚述宫殿的宫墙，找到了描述战争场景的多幅浮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画面上有两辆奔跑的马车，每辆车上各有三名士兵组成一队，为首的士兵身披甲胄，头戴尖盔，弯弓搭箭。余下二人，一位手持缰绳负责驾车，另一位手持盾牌，用以抵挡敌人的攻击。当然莱亚德最为神奇的发现是在寻找古城尼尼微的遗址时发现了亚述国王的宫廷图书馆，里面有众多的泥板文书，包括我们最为熟悉的“大洪水”记录版，它用楔形文字讲述了世界文学史中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大洪水传说。他发掘的文物都运回了伦敦，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也使得大英博物馆关于亚述文明的收藏一直处于世界顶级水平。

当然，在复原古代建筑遗址方面，佩加蒙博物馆真的是达到了极致。虽然没有看到佩加蒙祭坛，但复原的米利都市场大门同样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

希腊城市米利都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但米利都学派肯定会知道吧？它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学派，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在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是一座富饶的港口和商业中心，米利都学派三位重要的思想家就生活在这个城市。米利都市场大门大概建于公元120年，是南部集市的北大门，门高16米，宽30米，厚5米。大门足有二层楼高，稳固的柯林斯柱支撑着大门的山墙。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并非仅仅是集市的大门，那些充满了希腊与古罗马风格的残垣断壁也并非凝固的音乐，你静静仰望着它们时，仿佛就有喧嚣的声音平地而起，慢慢充满了整个空旷的空间，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各种寒暄声久久不会散去。

1873年，法国考古学家奥利维尔·拉叶首次发掘米利都废墟，德国考古学家朱利叶斯和西奥多·韦根于1899年和1931年两次发掘。市场的大门从1907年一直发掘到1908年，其后，同样被一块一块地标好号码装运到德国重组，总共有重约750吨的文物运到了柏林。重组工作一共用了5年时间，许多残缺的部分还要用水泥钢筋来填补，并配上同时代的装饰样式。那些没搬回来的文物就留在了土耳其当地，现在应该存放在当地的米利都博物馆。

不过，笔者在欣赏这些来自遥远文明的古老文物时，心情渐渐就变得复杂起来。也许是因为当年博物馆或者考古学刚刚兴起时，大多数的考古学家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主导权和话语权，借此在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发源地进行考古发掘，甚至是攫取文物。这固然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在西方主要的博物馆，自由而贪婪地学习到文物背后不同文明的汇聚，但是，这一切存在就都是合理的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他们也渴望了解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明，并主张拥有对自己文化遗产的控制权，那么西方博物馆曾经“拿走”的文物是不是也应该让它们回归到原来的出土环境中？

19世纪初，爱尔兰外交官埃尔金勋爵运走了装饰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像。后来我们都知道他把它们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如今希腊人建造了一座辉煌的新卫城，虚位以待这些雕像。那些没来得及带走的雕刻都以它们原来的方式陈列着，而放在大英博物馆的那些雕像则暂时用石膏复制品陈列着……

佩加蒙博物馆旁边的柏林博物馆每天也是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是来看著名的埃及王后纳费尔提提半身像的。这件镇馆之宝也在埃及人要求归还的文物之列。

德国的博物馆，其实也有自己的诸多诉求，它们的许多文物在二战中也被洗劫一空。

中国的海外流失文物之多同样令人扼腕叹息。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分散在全世界47家博物馆，而民间收藏家中私藏的中国文物更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光是大英博物馆东方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就包括青铜器、陶瓷、书画、玉器、雕刻品等23000余件。据统计，在1856至1930年代之间，英、俄、德、法、日、瑞典、美国等以考察为名在我国西北地区开展各种盗掘不下百次，每次考察都洗劫走大量的中国文物……

令人汗颜的是，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战争对文明遗迹和考古遗址的破坏依然在继续，破坏程度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古老文明留下的遗迹瞬间就成为废墟，那些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就这样失去了该有的尊严和呵护……

何为文物之幸，何为文物之觞？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