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叶永青事件”事件引发的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危机，正在逐渐演变为一场网络暴民的狂欢和厌恨运动。虽然极度的反理性，却是符合人性的，而在人性中，邪恶、厌恨与善良、友情并存，不是非白即黑的关系。

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前卫”阶段，即艺术史家所称“85新潮”，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个体启蒙的一部分，所以“重要的不是艺术”（老栗语），早期前卫直指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学批判”确实是当代艺术的锋芒和价值所在，其文化抱负在于“反抗”和颠覆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文化格局，但在艺术形式和语言的建构上建树甚微，多以“拿来主义”拷贝西方现代主义样式，所以不能以此苛求和贬损中国当代艺术在那一时期的价值和作用，更不能以一种“原罪”的态度讨伐诛心，而是应该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抱以“同情性”的理解和批评。

八九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性”，由“地下”而登堂入室，资本市场是助推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相对于等级森严的政治意识形态压迫，空间更大一些。然而，资本虽然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亦是一种压迫的工具。八九后的中国当代艺术，艺术家造反成功后左右逢圆，以成功者和“当代英雄”自居，虽然哄抬出一个市场神话，但在与权力、资本共谋的游戏中常处于劣势，故是博奕中最弱的一方。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丛生的傻逼时代，一个艺术家真诚的心灵上的孤独与痛苦，生命中的磨难是与其艺术成就成正比的。而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却多在讨好这个时代，争先恐后地登场，抢答“我们是谁？”而非拒绝被定义的问题。许多艺术家只是一味的追求权力和成功，成为中产阶级的励志榜样。所以，中国当代艺术从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反抗，走向今天占山为王的艺术资本主义共谋狂欢，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悲剧性的历史宿命。中国当代艺术所谓狂飙突进的“锋芒”与放任自流的江湖，早期前卫尚存，今天却是一地鸡毛。

一九八零年代文化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神话一路的高歌猛进，在“叶永青事件”这里暂且驻足。原地的彷徨，使每一位置身潮流中的人都获得一个清理自己的喘息之机。中国当代艺术这二十年亦将藉此成为一个过渡，一个眺望另一个一百年的港口，船终将远航，但彼时的航向，在今日仍旧显得模糊。这使得此时的港口热闹非凡，但也喧哗躁动。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 在其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借麦克白之口说：“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崔健）。夜晚行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启幕。但是这个未知的未来究竟何方？作为个体，我们身在历史何处？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尽管遗忘是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原因，否则我们如何才能适应当代世界（包括当代艺术）中人性的堕落？但作为个体和一九九零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写作者，我拒绝遗忘和非此即彼的选边站队表态与表演，不会向那些清冼、歪曲、抹黑历史记忆的人和事屈服。

2019年3月4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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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郁达，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2006年在昆明创办“管郁达工作室”。现供职于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何香凝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学术委员。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策展和艺术史论、艺术文献研究、教学工作。1985年以来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百多篇，著有《从头再来》、《图像与社会中的艺术家》、《新艺术的震撼》、《野地所获》等专著近六十万字。

　　其学术批评、策展活动强调当代艺术实验的肉身经验和本土性，以及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和文化品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一个争取在公共空间中实现自由交流的问题。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特别是西南当代艺术的个案研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策展活动，为一九九零年代以来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有重要影响的批评家和策展人。主持策划的重要展览有“新媒体、新视觉：2001年中国∕德国新媒体艺术活动周”、“动物狂欢节—中国新锐艺术家邀请展”、“视觉感动”、“激浪计划——中德当代艺术交流展”、“领升艺术论坛——‘修正与重写’：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学研讨会暨批评家提名展”、“艺术家日常生活史：玩物主义”、“大塘‘传家’——中国新锐艺术年度大展”、“花花世界”、“蚁工与飞鸟：罗旭&叶永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