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拙作《中国百年书画走红名家》一书中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只要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艺术品市场就将不断呈现上扬的趋势，而一切暂时的困难都终将被克服。

中国书画市场源远流长，有近2000年的历史，根据有限史料的记载，书画的交易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唐代形成了初步的市场，到宋代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市场，明清时期达到了繁荣，尤其是江南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地风气最盛，达到古代的鼎盛阶段。而近代只有开埠通商的上海才可与上述之地相媲美，到了现代及当代则非北京而莫属。

研究书画市场的史料非常有限，古代留下的资料凤毛麟角，大多是根据一些只言片语来索证，这和当代书画市场网上铺天盖地的拍卖数据，画廊的出售记录等等来比，真有天壤之别。近现代的书画市场介于古代与当代之间，有了比较可靠的数据和资料，虽不如当代全面，但比起古代来有了更多的第一手的市场凭证，能够反映近现代书画市场状况的原始资料有两种：一是书画家在报刊文章中公开发表的润例，二是书画家的笔单。

所谓的笔单就是书画家卖画的单据，是类似于收款条一样的凭证，研究书画市场，就必须研究这些笔单，剖析这些笔单，从中看出市场的端倪，感受市场的风云变幻。

由于总是在写关于书画市场方面的书，需要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需要市场数据的支持，因此，接触和收藏了一批中国近现代书画名家大师的笔单和平民百姓卖名家字画的收款条，反映出当年的市场情况。这些笔单大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那个历史阶段的，除了“文革”十年特殊时期以外，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这些书画名家大师的笔单和其他人卖画的单据，我见过的有：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蒋兆和、黄胄、叶浅予、谢稚柳、程十发、李苦禅、沈尹默、王雪涛、宋文治、启功、钱瘦铁、陈半丁、吴镜汀、胡佩衡、吴光宇等人；还有溥佐、郭传璋、溥雪斋、关松房、溥松窗、顿立夫、齐良巳、周元亮、齐良迟、宁斧成、溥毅斋、王澍、祁大寿、溥靖秋、许林村、陈云诰、齐佛来、李方白、齐燕来、陈林斋、吴砚耕等。这些笔单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这些笔单表现的书法艺术性，堪称是艺术家真性情的流露。收到书画作品的稿费，自然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因此打个收款条，自然十分随意和轻松，不刻意追求什么规矩，写的淋漓通畅。这些笔单应归属于特殊的信札一类，是在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环境中完成的，却往往体现出书画家最高书法水平的境界。书法家沈尹默和启功笔单中的字，比平时的正规作品更来得平和，分别写于1963年和1981年，堪称是他们书法艺术水平巅峰时期的作品。中国画和书法讲究的是书画同源，大画家的书法远胜于一般的书法家。在笔单中可以看到，画家们无论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都是用行书书写收条，书写均匀锋润，字体端庄质朴，字体大小、间架结构与书写布局皆有新意，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呈现多种风貌。就如同《功甫帖》、《食鱼帖》、《局事帖》一样都不是正式的书法作品，有的是属于信札，有的属于感言，有的是办事的条子，但在这非正式的作品里，看到了既见功力又自然流露出的有风趣、有思想、有内容的书法艺术。所以看似枯燥的笔单，由于其一流的书法艺术，令人百看百趣，回味不止。

画家的笔单既可以反映他们作品当年的润例，还能从中看出他们对中国画传统的以尺计价的态度。如齐白石是一位职业画家，也是一位很典型的市场画家，在存世的笔单中，齐白石是比较多的。齐白石在1953年8月3日的笔单中写道“收到册页五尺扇面一件，共叁拾玖万陆仟元，白石”。这时用的还是旧币，1万元相当于后来新币1元。陈半丁也是一位职业画家，他在1957年10月19日的一份笔单中写道，“2尺花卉条，五条，每条20元，计润壹佰元。和平画店， 德霖同志”。这里的德霖即许麟庐，时任和平画店的经理。从这类笔单大致可以看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比较认同以尺计价这种传统的计价方法，并且不耻于谈钱谈润洋，已经习惯于沿袭已久的卖画计价方式，似乎并未认真考虑过艺术水平与金钱挂钩，重视的是绘画尺幅，题材和载体形式与价位的关联。

傅抱石在同时代画家中异军突起，他强调艺术，看重艺术品位，崇尚精品，虽然在卖画中不能免俗不谈尺幅，但他尽量回避“尺”的字眼，他无力一下子纠正那么多年流传下来的计价观念，但在内心深处是不认同中国画以尺论价观念的。在和友人谈到卖画的时候，谈到润例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是按幅吧”。他喜欢按幅，即每一张画计价，而不是按尺计价，这从傅抱石的笔单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观念。如1963年6月22日傅抱石在一份笔单上写，“今收到荣宝斋画四幅稿酬叁佰贰拾元整，此致。”没写画的尺寸，只写“幅”。另一份笔单这样写，“兹收到荣宝斋稿酬（小幅共柒幅）人民币叁佰元整”。他不像齐白石那样直接写“收钱”，总是强调这是“稿酬”，就像文字工作者发表文章总要收取稿费一样，他总是刻意的回避写画的尺寸，只是用“幅”、“小幅”的字眼来对卖画的尺寸予以区别，进行大致的描述，从字面上就想绕开按尺计价收取润例的刻板方式，没有把出售画作仅仅看成是按斤论两的出售商品，在意识深处把它看成是艺术品和作品的有偿转让，他更重视的是不同作品中艺术水平发挥的高低与绘画题材的选择，而不是在毫无意义的尺寸之间的纠缠。

一些有学院背景的画家也对以尺论价不以为然，因此，在他们的笔单中也不见以尺论价陈规旧俗的痕迹，如吴作人1964年1月11日笔单“自画五张，计壹佰柒拾元”。蒋兆和1964年1月29日笔单“荣宝斋订画女孩一幅，稿费捌拾元整”。叶浅予1964年1月20日笔单“自作画四张，计壹佰贰拾元整”。这些笔单都不见具体尺寸的描述。中国画以尺论价虽流传已久，但一直遭到一些有见的艺术家的怀疑、抵制和反对，这在存世的笔单中都有所体现。

当然笔单最能反映的是书画市场的状况。这些笔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历时近30年，真实的反映了这个时间段书画的市场价位，既能看出名家大师作品的价格，也能看出他们的作品在市场的销路，就价格而论，当属傅抱石、李可染的价格最贵，从销路上看，以齐白石、陈半丁、黄胄、王雪涛的画最为畅销，因为他们的笔单最多。众多的笔单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书画市场沧海桑田般的发展痕迹。

齐白石1956年给荣宝斋画了2平尺的梅花、牡丹、菊花、牵牛花四幅画，得润金80元，每平尺的润例是10元，这在当时画家的润例里不是最高的，但也不低。傅抱石1963年给荣宝斋画了四幅四尺三开的山水，得稿酬320元，每平尺的润例近30元，这在当时中国画家的润例里几乎是最高的。吴作人1963年自画了八幅画，其中小条三张，册页五张，送和平画店得润金170元。黄胄自作画二十二幅，尺寸不详，1961年送和平画店，得润金490元，平均每幅画20多元。蒋兆和1964年给荣宝斋画女孩一幅，得稿费80元，这在当时的画家中润金已经很高了。叶浅予也是如此，1964年自作画四张送荣宝斋，得稿费125元。程十发作字画九十件，1980年送荣宝斋，得稿费10131元，每件作品当时100余元。启功1981年写了两件书法作品，由荣宝斋送给外宾，启功得润笔费120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从林林总总的笔单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伊始，国内名家的画作已略显涨幅，当然若与今天这些作品的市场价位相比，那是天上人间的差别了。但是当年喜欢和收藏书画的也是非常小众的群体，既使几元一尺，几十元一幅的书画，也不是普通的百姓能够问津的。

从笔单中可以看出给画店送画最多的是黄胄和王雪涛等画家，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作品的销路好，另一方面也看出这些画家也的确是绘画的快手。黄胄当时润例每平尺4-5元，王雪涛2-3元，还有一些按现在标准看来是中等名头或中低名头的画家，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给荣宝斋、和平画店绘信笺座笺，每张信笺的润金壹角钱，每张座笺的润金只有5分钱。那个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画家的生活也很窘困，有的画家除了卖自己的画，还要拿自家藏品卖给画店，弥补生活上的开销。如黄胄1960年就曾将自藏的一件陈老莲作品卖给和平画店得款50元。1962年钱瘦铁向和平画店出让收藏的徐渭书轴一幅，得款100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今天重新翻阅这些历史资料时，确实感到了书画市场天翻地覆的变化。

今人感慨的是一张李可染的笔单。李可染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年给荣宝斋画了四幅画，分别是《秋声图》、《秋风吹下红雨来》、《看山图》、《井冈山》，从题目上看应当是两幅牛图，一幅山水，一幅山水兼牛图。尺幅笔单上未注明，根据作者的绘画习惯，应当是四尺三开的作品，李可染共得稿费350元。那么，荣宝斋收购了这些画以后，出售的时候，价格会是多少呢？从一份荣宝斋的售货单据中可以看出端倪。荣宝斋收王雪涛画一幅，给画家稿费25元，荣宝斋标明这幅画的售价是32元，也就是说荣宝斋售画是在购入价的基础上加30%的价格售出，除去各种费用以后，利润是很低的，所以李可染的这几幅画再次售出的时候，价格也不会很高。

350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时值流行歌曲风靡大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当年常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青年手提一个三洋牌的录音机，边走边听，这里有追星也有炫耀的成份。那时日本产的三洋牌录音机手提式的最便宜的就是350元一台，而李可染卖四张画所得的稿费收入也是350元。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宁可借钱买录音机听邓丽君的歌，也不会去买李可染画的。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如果录音机尚在，则一文不值，而李可染的四幅作品，已值千万元以上，增值了几万倍。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笔单距今最早的有七十年，最近的也有四十年的时间了，它们不再是一份份书画名家大师简单的收款条，而是蕴涵着丰富的艺术修养，饱蘸着书画市场历史的沧桑。笔单折射出不同时期书画市场的现状，是这个市场几十年不断发展的见证，是宝贵的艺术市场的历史资料。

“悲欣交集”一语曾是弘一法师自己悲与欣之心境交集的绝妙写照。借助此语来看笔单也很恰当，因为笔单给世人传递的也是这样一种心境和感悟。近年来当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以9.3亿元人民币成交，崔如琢的山水《飞雪伴春》以3.06亿元港币成交，分别创中国近现代和当代书画最高纪录的时候，不由得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也切实感受到了中国书画的魅力及其市场的力量。有这样一批大师笔单的见证，我们对书画市场还缺乏信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