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朱元璋时期（1368——1398）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服饰穿着的典章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元代（1271-1368年）服饰对明朝服饰的影响，重新弘扬唐宋服饰文化，使得明朝服饰的穿着方式和制度，日渐成为古代中国汉族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典型。这些在太湖流域出土的明代早期墓葬中均有发现。

1 明代墓葬的发现

目前所知，现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有较多都还有纺织品发现，而这些墓葬多数都集中在太湖地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这些东部省份（图1）。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墓葬都是明代中晚期的，例如浙江桐乡的杨青墓（1461年），泰州胡玉墓（1490年）等。只有三个明早期的墓葬中被发现有纺织品残存，并且这三个墓葬均在江苏无锡。其中最早的一个是陆勋墓葬，可以追溯到1423年即永乐二十一年，明代早期男式的服饰穿着即被世人所知。第二个墓葬是周溥墓，墓主人同样是为男性，在这个墓葬中，发现了使用棉、麻布料制作的服饰。第三个为一个周氏女性墓葬，其中发现有女性服饰和丝织品若干，本文将重点介绍这个无锡周氏墓。

2 明代周氏墓

2.1背景介绍

周氏墓葬位于太湖之东，现无锡城市郊。2002年的冬天，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以及无锡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和文物保护修复专家一起对该墓进行发掘。其棺木上封有石灰浆、沙土和糯米汁，以及一些丝绸服饰。这个墓葬最初是在一项工程挖掘项目中被发现的，在挖掘过程中，墓穴已经有部分被破坏了，而墓中陪葬品等的位置和顺序也已被搅乱。考古学家们只在墓葬中发现有一些木制的器物和装饰品，例如梳子、大头针等。而保存下来的丝织品服饰则被转移到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处理。

发掘小组在墓葬附近发现了一个残缺的墓志铭，其上记载这该墓主人相关的身份信息：故（？）堂处（士）钱公达妻周氏墓，通过该信息，可以明确该墓主人为周氏，女，为钱姓男子（钱公达或钱达）的妻子（图2a.2b）。此外还有一方墓志，可以确定周氏夫人逝于永乐年间。

2.2出土服饰

无锡钱氏家族的祖先最早来自浙江杭州城附近的临安，属吴越国统治范围。吴越国（907-978）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都城为钱塘（杭州），强盛时期有13州疆域，约为现今浙江全省、江苏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宋朝时，全家迁往无锡，到元明时期再次崛起。1960年，在无锡军将山尧歌里发现一男女合葬古墓，墓主人钱裕（1247-1320），墓葬距离周氏墓葬仅有5公里。这个墓葬中也发现了丝绸和其他服饰。然而，周氏妇女的丈夫钱氏，只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并非官员。从该墓出土的各式服饰来看，墓主人的穿着仅是永乐年间普通中产阶级的服饰风格，由此可知，这个家族可能并不是十分富有。

从历史资料记载和墓葬出土实物对照可知，这一时期女性流行穿着短款上衣，类似夹克，称为“袄”。周氏墓葬中共出土有四件袄，其中保存最好的是一件平纹地万字纹绮袄，该袄上有四条平纹丝带，其中的三条还很完整（图3a.3b）。

第二层是一件短袖，当地的说法是褙子，类似现在的背心，是一种复杂绞罗织物，非常薄透。该件文物为窄领，缠枝花卉图案，袖口较宽，有30厘米，因此，可以穿着在长袖上衣外面（如图3a、3b）。

第三件衣服形制残缺严重，仅保存有部分残片，是一件织有六角形纹样和万字纹的花绢，其整体风格与第一件相似（文物号1649）。

这四件袄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是缠枝花卉和杂宝纹缎袄，其领上有刺绣。该袄已经残缺，但从残存部分可以推测出其尺寸（图4a.4b）。其领子上绣的凤凰和杂宝云纹格外引人注目，这也许是彰显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第一件长袖袄和短袖背心均有对襟领，每件衣服的后开领里镶领边都比前开领窄。领子后片较低的地方要窄于第一件袄，可以看出这些衣服均是量身定制的。

这几件袄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左侧开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苏州发现的曹氏妇女墓葬（1367年）出土的服饰。一件是左衽杂宝云纹暗花缎袄，另一件是从右衽的菱格万字纹花绢袄。明代晚期的女性服饰多数都是从右衽，由此推测，这类左侧开襟的服装很有可能是太湖地区女性服饰的特殊样式。

除了这几件袄，周氏墓葬中还出土了四条裙子，比较完整的是一件薄纱裙子（图3a），该裙有前后两片，每片又三幅半面料拼缝而成，在当时，面料的幅宽是受限于织机宽度的。裙子总宽196厘米，其中从中间裙门重合而成的光面宽17厘米。裙片可见八个褶，左右两边各四片，相对排列。这种设计是在明代是十分流行的。

另外三条裙子的形制基本相同，第一条裙子(文物号1648)是与那件领口有刺绣的袄 (文物号1647)一样的暗花缎，这两件有可能穿着时是配套的一组裙。第二件为云纹暗花缎裙(文物号1650)，第三件裙子为平纹 (文物号1656)。该墓葬中还发现了鞋子、袜子和裹脚布。所有的鞋子都是素缎的，上脚背上部有回针刺绣纹样，脚后跟处还有缎带。这三双鞋子上的刺绣略有不同，第一件是牡丹花卉纹样（如图5a），第二件为杂宝云纹（如图5b），第三双鞋上刺有莲花纹样（如图5c）。这些鞋子长约22.5厘米，比我们所想象的清代一般的三寸金莲要大，而这件纱罗裹脚布，解开以后测量可得，其长200厘米，宽21厘米，其现存形式与当时缠在足上的形制相同（如图6）。从史料记载来看，在明代，这种裹“莲花足”的风俗是十分流行的，但从考古发现来看，明代缠足的实际尺寸差不多要比元代理想的小脚——所谓“三寸金莲”大一倍，可见缠足风气在此时达到兴盛。

2.3 组织结构分析

周氏墓葬出土的纺织品多数是丝质的，组织结构多样。素缎和花缎，是在其附近的钱裕墓（1231年）中首次被发现的，在苏州曹氏墓中则发现了更多，可见这种组织在明代是比较主流的织物品种，也有部分是平纹地显花织物。复杂的纱罗织物一般被用于制作背心、衣领边缘以及一些系带。从部分残片可以看出，一些图案是用平金线在复杂绞罗织物上刺绣而成的（如图7a-7h）。刺绣是服装装饰的主要方法之一，尽管这在洪武年间是被禁止的。周氏墓葬出土的衣服领子和鞋面上都使用了金线钉绣和回针绣的装饰（如图8a-8b）。

2.4 纹样复原

花卉图案是明代服饰图案的典型代表。这种纹样一般是以牡丹或莲花纹样较为多见，然而，也有一些会随着季节变化改变花形，例如牡丹代表春天，莲花代表夏天，菊花代表秋天，梅花代表冬天（如图9a-9b，文物号1647、1651）。这些花卉图案中也时常有飞禽出现尤其是杂宝纹样。周氏墓中出土的几件衣服上就有花卉云纹缎，不仅在暗花织物上，在刺绣中也有这样的纹样（如图10，文物号1647）。明代早期的流行的云纹图案是元代设计的延伸（如图11，文物号1650），这与在明代中期至清代早期变得流行的程式化的四向灵芝云纹设计是完全不同的（文物号1644）。

另外，万字纹样也是从元代就开始被较为广泛使用在丝绸服饰上的纹样，并且一直流行至明代早期，这种纹样多出现在平纹织物上（如图12）。还有部分加入了几何纹样偶尔也别具匠心地出现在带有万字纹设计的用作披肩的暗花缎上（文物号1646）。

2.5 周氏墓出土服饰的织造技艺

中国丝绸织物的发展与织机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般的几何平纹织物可以在较为简单织机上制作完成，而织有杂宝或者鸟类与花纹组合纹样的暗花缎织物就需要提花织机才能制造完成。然而，周氏墓出土的服饰上的图案都比较小巧精致。例如花卉杂宝缎，其单个纹样纬线方向宽度为6厘米，经线方向长度为7厘米（如图7a），而另一间云纹缎，其单个图案纬线方向宽度为6厘米，经线方向长度为12厘米（如图11，文物号1650）。万字纹缎围巾上的纹样图案在纬向上也只有6厘米（图13，文物号1646）当时的织机宽度约为60厘米，因此在在60厘米的幅宽上，这样的纹样共有10个循环。然而在经向上，这些图案纹样的尺寸是不同的，花卉纹暗花缎纬密为46根/cm（如图7a,8b，文物号1647），在经向上每个花回为7厘米（共322根纬线），而云纹缎每厘米有40根纬线，每个花回在经向上为12厘米（共480根纬线）（图11，文物号1650）。万字纹缎围巾上的万字纹样共有22根纬线组成（如图13a，文物号1646）。

这些明代早期丝绸是使用提花织机制造的，这在当时是有明确的图像记载的，例如《天工开物》等印刷物中的插图。这类织机在太湖流域浙江湖州双林地区用于暗花织物的生产。

3结论

元代妇女的典型装束就是上身一件短袄、窄袖，下身一条宽摆的裙子，曹氏墓葬（1367）出土的各类服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服饰的变化是从1370年，洪武帝对服饰穿着设置了严格规定后开始的。例如在这些新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普通男子的妻子只能穿缎纹、绫、简单的纱罗织物以及平纹织物等种类的浅色丝绸。即使是在礼仪场合，刺绣服饰也是被禁止穿着的。然而，到了永乐年间，这些服饰穿着规定被淡化，因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周氏墓葬中出土了如此精致的，带有金线刺绣的服饰。

这些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明代早期太湖地区等当时最发达地区的女性服饰穿着和制造特征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当时纺织生产的主要材料是丝绸，而棉布开始流行是到明代后期。从这些墓葬出土的服饰来看，早在唐代（618-907年）就已经产生的右衽的制造技艺，到了元代，在生产制造中也被广泛的运用，以及一些纹样，例如云纹、万字纹等图案在更早的时期也已经被运用在服饰生产中了。从服装的形制上看，相比较明代中晚期而言，早期的袄和裙的宽度都略宽。无锡周氏墓葬的发掘，无疑为我们研究明代早期纺织品及服饰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