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于2016年关闭的瑞象馆（RayArt Center）曾经也是一个活跃的非营利艺术机构，成立于2008年的瑞象馆曾主打摄影与影像艺术。瑞象馆前身只是一个以视觉研究为主的文论网站，后来在2014年5月才有了实体空间—象铺。自此之后，瑞象馆的发展朝向并非单纯地展示图像，更重要的是图像写作、档案记录和社群交流—这三点也是瑞象馆最重要的特点。瑞象馆的运营板块不仅有网站、展览、项目策划，还有一系列与影像相关话题的讲座、研讨会、对话、工作坊、小型演出、电影放映活动等，每年固定有出版物出版。换言之，瑞象馆旨在通过这三个主要特点与板块促进从影像文化到城市历史的深入思考和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希望能尝试与更大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和历史主题发生关系。因种种原因，原馆长施瀚涛在2016年初离职，随后瑞象馆的原班人马也都陆续离职，象铺随之关门，瑞象馆就没有再做起来。

  即便没有坚持下去，但是在瑞象馆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生产的多元可能，一种来自更“草根”的思维活力和交流，以文献和文本的形式记录，本应也是时代和城市阶段性发展的记录。同时，瑞象馆也曾积极与高校展开合作、走进校园，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足迹遍布全国一流高校。在文化研究方面，瑞象馆也曾赞助瑞士的社会学家和摄影家孟牧轩（Matthias Messmer）进行中国乡村的文化研究、田野调查，走访了遍及中国大陆的21个省市自治区的50余个自然村镇，最终以图像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出版。

  目前，其他活跃的新兴空间诸如刚成立满一年的要空间、新时线艺术中心等，也都有各自的主要赞助机构和资金来源而得以生存。当然，不稳定因素也在于本身机构力量之小、投资方的主观因素干扰过多。可见，非营利艺术空间对于稳定而优秀的团队打造是最艰难的一步。这一点在公立美术馆身上也是一个问题，据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馆长曾玉兰透露，目前他们馆的当代艺术文献库的工作暂停，是因为人员流动太大、团队不稳定，导致只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展览上，无法再专心于文献库的建档和搜集、整理。好在目前因为政府决策的稳定，加上美术馆本身的社会属性，如今美术馆的团队已经重新建立，下一步诸多项目也在开展中。两相对比，对于没有政府固定资金赞助的艺术机构和空间，它们是否应该为此承担“飘摇”的命运呢？此类机构是否可以承担更多的田野调查的考辨、整理、研究工作呢？在高校和美术馆之外，这类机构和平台其实更具有灵活性。比如瑞象馆也曾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和艺术基金会、美术馆、品牌店以及媒体合作，比如上海当代艺术馆艺术亭台、10 Corso Como上海生活概念空间、奥沙艺术基金、K11艺术基金会、春之文化基金会（中国台湾）、澎湃新闻等。

非营利艺术空间的经纬纵横

  1.横向的资源与平台联结功能

  非营利空间可以分担不同的功能，让社会资源得以优化。独立空间具有灵活性，在活动组织和草根性发起上具有显著优势。如香港地区的Para/Site就是注重地区文化态度以及积极与国际交流而成为非营利艺术机构的佳例。（也是香港地区一直以来的策略）。

除了平台的搭建，还有一种联结功能即教育。以成都A4美术馆为例。由成都万华地产投资的A4美术馆在2018刚举办了十周年庆，前身为A4艺术中心，是一家以展览、推广和学术为主的非营利艺术机构。在2016年成功转型为A4美术馆。虽然A4更多是为经营企业文化的形象而存在，但是反过来企业也给予充分资金予以自主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A4 美术馆的馆长孙莉坦言：虽然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坚持开讲座、做公众的艺术普及，但艺术机构毕竟做不到技能培训，但是能在启发思维性、创造力的角度给观众特别是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学校课堂之外的“第三课堂”。

2.纵向的在场性：社群艺术与社区营造

  在此我们可以参考“新村”模式的生长与凝固，这种生态与非营利艺术空间的成长环境极为相似。在经济资本愈发集中化的趋势下，公共空间被私有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上海著名的莫干山路艺术区涂鸦墙一带，可以说已成为上海的一处文化地标，而今已经拆除，涂鸦墙背后闲置十年有余的空地已拔地而起了天安地产兴建的新地产项目“1000棵树”，预计2019年底完工。诸如此类空间、场域的职能转换，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如何将城市空间从惯性中、资本圈地的循环中释放出来？民间历史故事、地域特色文化是否同街道空间一同渐渐被消失？

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第三部门”

  关于非营利机构面临的最重要的经费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政府与社团的关系也经历着微妙的变化。政府从减轻负担、明确职能的角度，希望社团走向“三自”（即：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主）的发展道路，最明显的就是逐步减少财政拨款。这样，原有社团就不得不另外考虑获取资源的渠道，并重建自己合法性的基础，这大概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社团纷纷强调自己的民间性和群众性的基本背景。

  社会事业领域逐渐市场化，诱致了部分团体介入或产生新的社团。随着政府和企业改革的深化，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步深入到社会事业领域，这一领域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最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国新中间阶层逐渐成长，特别是在大城市。这一阶层构成了民间环境运动转型的社会基础。

  在《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一书中提到：在美国，政府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通常被称为“第一部门”；商业部门（Business Sector）被称为“第二部门”；既非政府又非商业的非营利部门则被统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形成了第三种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主要力量。这个“第三部门”从事着美国所有的正式宗教活动，以及大部分慈善、医疗、文化、艺术、倡议、教育和研究事业，它的工作性质和范畴与中国的事业单位相仿，只是运行方式是在资本市场原则和背景下进行的。美国“第三部门”的做法是否可以为我国所借鉴？将非营利艺术空间纳入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同时也开放聘用制合作社会资源与项目，也不失为增加劳动力的一种途径。

  实际上，非营利艺术机构是必须要花资金去运营的，且本身的运营需有筹划和规范化机制，以保障资金使用得当，这样一来，不管有无盈余，都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故非营利机构并不能甫一开始就利用自身“非营利”性质而完全仰赖社会或他人捐助，并抱着“不长久”的消极心态去做事。

  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今日美术馆是国内非营利艺术机构做得最好的案例之一）高鹏曾在一次访谈中透露：因为美术馆的捐赠款在使用上受到民政局严格监管，不能用于股东理事会的分配，只能用于美术馆自身的再发展。这其实是一条正确且良性的道路，只有做得好了，才有更多资金进入，然后平台才可以做得更大、吸纳更多资金。他也希望美术馆有一个健全的董事会，因为董事会有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包括社会和政界方面的资源，同时也对整个机构的发展有一个比较综合的决策管理以及监审。这一条，对非营利艺术机构的机制建立有启示意义。

  政策方面确实因国情而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国外，非营利机构都有配套的项目，比如书吧和商店，这部分的营业收入是它们自己的造血，可以拿回来供应该机构本身的持续发展。但是国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些可以造血的部分需要注册成不同的公司，所有的收益都必须要缴税。这是其一。其二是国外企业若赞助和支持文化艺术能获得税收上的一些减免。比如新加坡当代美术馆的减免政策是250%，也即投入到艺术项目的资金会在税收部分有2.5倍的税金减免，且可顺延。这是其二。

  那么，我们国内是否也可以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呢？那么情况就会有根本性的不同。而目前我们的生态面临的状态是只能靠个案式的投资人、赞助商来每年固定投入，社会机构、单位和赞助力量要进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市文化特质更加凸显、人文内涵更加厚实、文创产业更加发达、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优秀人才更加集聚。”—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口号喊出之时，“第三力量”是时候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