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这里主要是指其阅读对象为社会大众并被置放于社会公共空间的雕塑艺术，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帝王将相的府第和陵墓及祭祀礼拜等场所的装饰和附属品，起着避邪、祈福、颂扬功德、记录生活和教化后人的作用，在西方历史上雕塑艺术的功能也曾长期如此。

显然，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雕塑艺术赖于存在的外部空间的认识，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局限性，即雕塑的外部空间无论是室内还是户外，都限定在私人领地的范围内，平民百姓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略窥雕塑艺术的一斑。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雕塑艺术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采取什么样的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统治阶级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认识，即便是宗教雕塑艺术，也听命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需要。换句话说，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与文化趣味，决定着雕塑艺术在题材、体裁、风格上的选择。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的粗略考察来分析出这样的结论。

在北魏时期，佛寺是帝王贵族的礼拜对象，对于其统治具有首要的政治意义，而石窟造像又是佛寺的最新宣教形式，因而造像造型在艺术上含有大量的健陀罗及鞠多的艺术成分：在形式上接近印度及中亚的佛像（指服饰、发髻、动态）；在气魄上是雄伟而浑厚；在雕塑上非常精细，但已开始融入了中国北方人的面相因素，如唐人释道宣称的“唇厚、鼻隆、颐丰、挺然丈夫相”，这是中国拓跋氏理解的面容气概。

到北魏后期，在孝文帝汉化这一政治运动及佛寺经济极发达的条件下，石窟造像的首要特征是汉化。首先是使佛、菩萨、力士等像都穿上了宽袍大袖，态度文雅风流；其次是飞天由肥胖变作修长而轻灵；再者，在形象塑造上，面轮稍长，眼纤月状，眉昂，鼻大而短，口唇上翻，含微笑，耳平板无孔，乌瑟高，毛发波文，衣纹遒劲，衣端褶襞呈重合状。可见已属秀丽状。

其后北齐、北周到隋、唐再到五代以后，石窟造像艺术因随着各朝国势的盛衰，政治上的宽容度及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而各有不同的特点。

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各朝各代石窟造像艺术之间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并不等于说每一朝每一代内有迥然不同的风格出现。在艺术听命于统治阶级、服务于宗教教化的封建社会，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几乎是困难的事，尤其对于石窟造像等雕塑艺术这类昭示帝王统治之心的艺术形式。

可以这么说，在历史上无论雕塑艺术作品得以置放的场所在规模上多么巨大，财力和人力投入有多大的数目，风格上如何统一以体现当时的时代特征（指统治阶级认定的），它仍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有关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虽然至今尚无准确的定论，但就其与阅读或接受对象（社会各层公众）的关系而言，它首先是以人为本的艺术，而且是以视觉造型的表现形式，通过最直接的途径，与公众交流、沟通的艺术。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生活模式，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艺术，而只有到了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出现、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的兴起并由此带来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文化需求时，才可能产生对这样的艺术的要求。

不难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的出现，是与城市居民对自身生存空间所发生的变化的反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脱离了农耕式的自给自足，城市居民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来源被纳入到一种社会流程和分工化劳动的机制中，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也在与他人居住空间的相互协调关系中，被纳入到一种社会化的合理分配和规划的机制中。

离开了农业劳动的一部分人，在某地逐渐聚居形成城镇和城市，没有了“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精神田园的放弃。在基本的生活资料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他们势必会在城市的建筑森林中寻找自己的精神田园，哪怕是一山一石一草一木，至少可以小中见大，卧以游之。对于国家和城市的管理而言，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规划合理的前瞻性的城市建筑布局，并为市民们提供满足精神田园要求的城市空间及相应设施，是体现管理者以人为本的民主意识的最佳形式之一。

事实上，国家和城市的管理者在城市公共艺术的审美趣味上的民主意识，为城市公共艺术延承上述传统艺术的内在精华并与当代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相结合铺平了道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农耕时代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作坊经济带来的单调文化模式不同，工业社会特别是现代化社会的城市中，居民的社会职业、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和社团组织等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与此前的农耕经济相适应并为维护王权统治服务的文化政策和艺术模式，就显然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对艺术的多重复调风格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政府部门在城市公共艺术的区域布局规划和总体把握上的必要性及体现出的优势，不能以忽视公共艺术自身创作的规律和社区居民审美趣味的多择性能代价。在企业和基金会赞助艺术创作和生产十分不足的今天，公共艺术的创作和实施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的专项拨款以及土地开发建设资金而进行的，这是我国目前的国情使然。但对艺术创作思路和语言个性风格过早地、过多地干预，不仅是不利于艺术家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忽视了潜藏在广大公共艺术的受用者心中的丰富多样的审美需求。

我们已迈入了新世纪的大门，所处的时代是现代化和信息化汹涌澎湃的时代，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我们的居民对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有太多太多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情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传达他们的感情，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诉求，是每一位有着人本关怀的艺术工作者和文化管理者都不能不思考的，因为这决定着我们的后代对我们做出怎样的评价。

2000年8月26日北京

注：原文“2000中国惠安国际雕刻节论坛”演讲稿。本次发表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