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回老家祭祖是传统的习俗。这次回丽水，恰逢“刻写光明，笔耕不辍——著名版画家金逢孙先生艺术生涯展”在丽水博物馆举行。应博物馆王馆长邀请，我于周六下午赴博物馆观展。金逢孙先生是我的绘画启蒙老师。时值清明，在博物馆观赏他一生创作的重要作品和他收藏的许多珍贵的新兴木刻运动中木刻杂志、作品集，“战时木合社”生产的盒装木刻刀，以及精美的民间剪纸、刺绣、皮影等民间艺术作品，睹物思人，缅怀先生，往事如烟，感慨万端。

展厅中有一幅金逢孙先生、夏子颐先生与日本内山嘉吉先生一家的合影，这是1981年9月28日摄于杭州的一幅珍贵影像。凝聚着中日文化人士深厚的友谊，记录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支小曲。王馆长说：这张照片是金逢孙先生的儿子金文志老师专门为这个展览而从家中找出来捐赠给博物馆的。我记得当年我为撰写“刻写光明——新兴版画运动重要骨干金逢孙先生”一文而采访金先生时，金先生也专门讲述了他与内山嘉吉的友谊以及在杭州与内山嘉吉先生游湖的情景。

这幅照片中，另一位版画家夏子颐先生因木刻之缘，也与内山嘉吉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搜集几乎被画坛遗忘了的夏子颐作为革命家、艺术家、教育家一生的相关文献、资料。其中，有一段关于夏子颐在抗战时期追随金逢孙和野夫先生，从老家永嘉奔赴丽水，参加战时“木函班”和“木合社”的经历。这段经历对于夏子颐来说奠定了他后来人生的轨迹。木刻不仅在抗战时期是投枪和匕首，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木刻家与革命家是个同义词，当时反动派特务听到“木刻”这个词就会闻风丧胆，或是特辑追捕。夏子颐受金逢孙、野夫的影响，早在抗战时期就拥有了革命的意识和热情。此时，他与同乡葛克俭、陈沙兵“桃园三结义”，成为并肩战斗的革命画家。后来，他们考上东南联合大学艺术系，1946年转入上海美专，同学有张怀江、葛克俭、陈沙兵、王伯敏、孙牧心（木心）等，在上海美专时夏子颐加入地下党，并成为地下党负责人，是领导进步学生开展反战、反饥饿等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孙牧心是他的积极追随者，并建立了情同手足的兄弟情义。这些热血青年可谓“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上海美专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是个鱼龙混杂之地，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和国民党特务安插的痞子明争暗斗。夏子颐在《战斗到黎明》一文中曾记叙了这段历史。后来，他和张怀江、葛克俭、陈沙兵等一起参加了浙南游击纵队，成为随军画家，画速写、编报纸、搞插图、刷标语壁画，宣传革命。所以，他们的艺术生涯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相互激荡交织，而显示出异常瑰丽的战斗人生。解放后，夏子颐任教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院），上世纪50年代，筹建附中并担任第一任校长，也是80年代美院师范系的筹建者和第一任系主任。

金逢孙先生与夏子颐先生同是上海美专毕业，有着共同的学脉。在“木函班”金逢孙先生又是夏子颐的老师，引领他走上新兴版画之路，他们多年来可谓亦师亦友。其实，内山嘉吉与金逢孙、夏子颐，早年未曾谋面，但因新兴版画运动，神交已久。内山嘉吉当年搜集了中国新兴版画的过程中，收藏了夏子颐的《闻一多像》和金逢孙先生的诸多作品，直到多年之后才有机会见面。所以，1981年国庆前夕，日本著名版画家、儿童剧作家内山嘉吉先生及其兄内山完造（当时已故）两家家属一行共七人（包括一位30年代内山书店的学徒），应我国对外文委的邀清，前来我国参加鲁迅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活动。一到北京，他就提出希望到杭州能会见两位木刻界的老朋友（一位是金逢孙先生，一位是夏子颐先生），以了多年的夙愿。

当金逢孙接到北京对外文委发来的电报，立即打电报给夏子颐先生。夏子颐先生收到电报后也马上回函金逢孙先生，把在杭州与内山嘉吉会晤的接待方案和时间告知了金逢孙先生。

九月廿八日，金逢孙先生从老家丽水赶往杭州等候。内山嘉吉一行在北京和在上海内山书店揭碑仪式活动后，于九月廿九日来到西子湖畔。于是，就有了这次中日文化的人士的友好交流。

会见是在西泠宾馆内山嘉吉住的套间客厅里会晤的，当陪同的翻译把金逢孙与夏子颐介绍给内山嘉吉时，这位当时已八十一高龄的长者，表露出十分兴奋的心情伸手与他们热烈握手，久久不放。并且用日语说道：“我这次来杭州是特意来望你们的。你们两位的作品我早已拜读过。中日邦交恢复后，为了了解30年代上海木刻青年活动情况，交流两国版画艺术，这些年我们虽通过许多信，但总是讲不详细，今天见面真感高兴，可以尽情地畅谈。”

谈话一开始，内山嘉古先生首先向金逢孙和夏子颐说：在三十年代初，我在哥哥内山完造处就见到并收集有你们的作品，早知道你们的名字了。

接下去，内山老人介绍了当今日本版画界的现状，他们相谈甚惬。大家回忆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末在上海的木刻青年艰苦奋斗的严峻的情景，及他当年应鲁迅先生之邀在中国讲授木刻技法，对今天中国木刻创作取得成就的影响，内山老人感到十分高兴。他表示，有生之年在日中文化交流方而还要更多地做些工作，为了工作上的方便，还在努力学习中国语言。

接着内山老人拿出他编辑的《鲁迅与木刻》一书，分别赠送金逢孙和夏子颐每人一本，金逢孙和夏子颐当场与他查对了这本书里所附的照片上人名及一些人的情况。

在友谊的气氛中，内山老人十分兴奋，顾不上休息，上午竟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

内山嘉吉的长兄内山完造，早在二十年代在上海四川路底开设一家书店——内山书店。他同情支持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他的书店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传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与鲁迅先生友情很深，交往甚密。鲁迅常在内山书店店后客厅看书，许多革命青年都到内山书店去找他。

1931年夏天，内山嘉吉从日本到上海探望他的长兄内山完造一次偶然的机会，鲁迅看到他正在辅导哥哥的两个儿子搞木刻，引起了当时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倡导木刻艺术的鲁迅的重视，当时提出希望他能给中国学美术青年讲授木刻技法，内山嘉吉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就这样开办了中国新兴木刻讲习班，并由鲁迅亲自作翻译。尽管这个木刻讲习班只有十三名学员，时间也很短。但它是中日艺术家共同播下的种子，对中国新兴木刻影响很大，是不可忽视的一页。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内山嘉吉一直关注着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他不仅收集中国版画作品，还著书介绍中国版画艺术．撰写过《鲁迅与中国木刻》一书在日本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中国新兴木刻的发展历史，为促进中日版画艺术的交流做出不懈的努力。

这次内山老人在杭逗留了两天，都是由金逢孙和夏子颐陪同的，他们曾相互赠送纪念品，相互题词留念。内山老人用他道遒劲熟练的笔法写下日本名句送给金逢孙，题词大意是“即使做无名的工作，一刻也不能疏忽”。这句话正是这位日本艺术界老人，几十年来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努力不懈的求实精神的写照，同时也是与中国版画家的共勉。

内山嘉吉曾珍藏了夏子颐四十年代创作的一幅成名作《闻一多像》版画十多年，后来捐献给日本现代美术馆。在收藏了《闻一多像》二十多年后的1969年才得以见面。内山嘉吉对于经历了“反右”、“文革”的夏子颐的遭遇非常同情，在后来的书信往来中，内山嘉吉给夏子颐寄赠了一幅书法。夏子颐生前书房中就一直悬挂着这幅书法，内容是：与其乘飞龙升天，毋宁作蚯蚓入地。这短短的十四个字，蕴含着非常朴实深刻的哲理。对于处于人生低谷的夏子颐来说，这不啻是一种激励和慰勉。蚯蚓其貌不扬，却有一种精神：专心致志，一以贯之，默不作声，勤恳劳作，被人们称誉为“最早的耕耘者”，据说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几万年便已有蚯蚓存在，它在大地底下纵横穿梭，疏松土层，用自己的身体研磨改造土质，不懈劳作，直至把自己的身躯也献给土地，这种牺牲，换来的是大地的春华秋实。夏子颐把这幅字作为自己座右铭，激发起工作和奉献的热情。夏子颐读着这句对联书法，不由得感慨万端，曾写下一首诗，以寄托自己复杂的而又坚毅的内心情感：

寿人寿世语堪惊

字字如闻金石声

不羡九天龙起舞

甘求百世效蚯蚓。

在两天里，他们与内山老人游西湖、忆往事，在船上畅谈西湖历史典故，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内山老人也提到日本文化渊源于中国，他说他练过颜体、柳体、欧体等中国古代书法家的帖子。他的儿子叫内山篱，就是以陶渊明诗句“采菊东篱下”的篱字取名的。

这一次短暂的会晤，是一次木刻家与仰慕已久的导师见面，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支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