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阿尔森·波里布尼著，王端廷译《抽象绘画》，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

从词源上讲，“翻译（Translation）”一词来自拉丁语的“跨越”，翻译正是人类为了跨越不同语言和文明之间的障碍，认识彼此、了解对方的永恒追求。中国的翻译之事古已有之，各阶段的译事肩负着不同使命。“西天取经”时代的翻译象征着中国与邻邦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近代以来，坚船利炮迫使中国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西方，大量译著喷薄而出，翻译寄托着国人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迫切希望；如今，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是否真的更加了解世界？翻译的今日目标究竟为何？这是我们转变“中国制造”，发力“中国创造”须直面的问题。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的王端廷，对西方艺术深入的学术研究以及扎实严谨的翻译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他眼中翻译之意义所在，帮助我们看到翻译背后有关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深刻问题。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所言：“翻译不仅关乎词句，它让整个文化明晰可知。”或许，推动中国更好地表达自己、了解他者、拥抱世界，正是今日翻译的应有之义。

翻译本身就是研究

聂槃（《美术观察》特约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老师，20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介入外国美术的研究和编辑工作，您如何看待我国美术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人类不同民族之间只要有交流，就有翻译的需求，以此跨越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隔阂。近代以来，我国美术翻译事业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美术翻译始于民国，包括鲁迅和傅雷等人都介入过美术史论著作的翻译工作。彼时，日本曾对我国的西方文化翻译起过桥梁作用。譬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就翻译了日本美术史家板垣鹰穗撰写的《近代美术史潮论》，这是一本介绍从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初现代艺术各流派的欧洲美术史著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美术翻译进入了第二个重要时期。其中，80年代是一个高峰期，国门重开激发了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巨大热情，美术译著大量出版。90年代势头有所回落，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我国市场经济兴起之后，翻译的稿酬标准并未提高，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造成译者的工作热情减退。此外，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新世纪以来，国内版权意识逐步加强，由于获取外国版权的通道不畅，翻译出版的难度增加。再加上美术译著整体销量一般，出版社动力不足。

聂槃：您的第一本译作《抽象绘画》于1993年出版，当时为何选择翻译这本书？在这之后，您一直非常关注抽象艺术领域，撰写过许多关于抽象艺术的文章，也担任过诸如“中国抽象艺术研究展”等展览的策展人。您如何看待抽象艺术相关译作的现状？这些译作对国内抽象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何种作用？

王端廷：《抽象艺术》一书并非我主动挑选翻译的，而是应时任江苏美术出版社编辑顾丞峰约稿而翻译出版的。他于1991年约我翻译此书，我花了半年多时间译毕成稿，后在1993年出版。《抽象绘画》一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关于西方抽象艺术的两个翻译成果之一，另一个是《克瑙尔抽象绘画词典》，该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王昭仁先生翻译。他1961年译完此书，当时正是抽象艺术乃至西方现代艺术备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和批判的阶段，因此该书直到30年后的1991年才得以出版。我看到过一组数据：在整个世界文化成果的翻译中，由中文译出和译进的部分只占3%，这意味着中国仍处在世界文明的孤岛上。

一百多年来，西方关于抽象艺术的研究成果难以数计，但国内的相关译介成果如此之少，可见我们对西方抽象艺术的了解十分有限。以如此有限的翻译成果推动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谈何容易。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抽象画家没有购买和阅读过上面说到的两本译作。因此，应该说国内抽象艺术史论翻译与抽象艺术创作的关联度非常之低。尽管经过了多年发展，我国的抽象艺术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整体水平仍然不是很高。即便如此，鉴于过去某个时期抽象艺术毫无立足之地的事实，当下抽象艺术的存在已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对其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另外，我们也不能急于求成，事物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抽象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和工业文明密切相关。近代以来，我国的困境正是落后的农耕文明与强大的工业文明较量的结果。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变革时期，而工业化是城市化、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工业化是中国抽象艺术生存的土壤，而抽象艺术也有助于促进工业化的实现。

聂槃：您2010年出版了译著《当代艺术》，在该书的序言中您提到这是您碰到过的最艰涩的英文，您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遇到的难题？您的翻译原则是什么？有哪些翻译问题值得注意？

王端廷：关于翻译标准，严复曾提出“信、达、雅”的准则，我认为首先应做到“信”和“达”。对于翻译，最重要的是准确理解原文含义，如实转译，不增不减。我并不认为把外文翻译得美妙就是好翻译，这很可能是对原文的曲解。外文之所以是外文，就是因为它与母语有很大不同；另外，每个外国人的文字表达也存在差异，有的人文笔优美，有的人文笔晦涩。在我看来，把艰涩变为顺畅也是误读。翻译应在准确传达作者意思的基础上保留作者的文风，将文笔的差异翻译出来。译文要做到语意准确，语法规整，尽量符合汉语习惯，让人理解。

我翻译的由英国当代评论家朱利安·斯托拉布拉斯撰写的《当代艺术》一书，文字颇为艰涩，甚至有500个单词的长句，从句套从句，对译者可谓严峻的考验。我的处理方式是将其拆开，逐句理解，再整合组装，变换为让人明白的汉语。

此外，在西方语言的翻译中，必须对西方基本文化知识有所掌握。比如在不同语种的《圣经》中，同一圣人的叫法并不一样。就拿“圣约翰”（Saint John）来说，意大利语中叫“圣乔瓦尼”（San Giovanni），西班牙语中叫“圣胡安”（San Juan），法语中叫“圣让”（Saint Jean），德语中叫“圣约翰内斯”（Saint Johannes）或汉斯（oder Hans），但都指的是同一个圣人。如果每一种文字都按其读音翻译的话，《圣经》中就会出现无数的圣人。由于第一本中文《圣经》译自英文，我国翻译界形成了一个规则，不同文种中的《圣经》人物都按英语人名翻译，例如碰到意大利语的“圣乔瓦尼”就译作“圣约翰”。如果不了解这一规则，各文种之间就会出现“圣人打架”的现象。啸声先生编辑过一本《基督教神圣谱：西方冠“圣”人名多语同义词典》，是解决这类翻译问题的重要工具书。我这里说的是《圣经》人物的翻译，而西方各国有很多人名取自《圣经》，特别是四大福音书作者，这些普通人的名字则按各自语种读音翻译。

聂槃：作为美术史学者，您觉得翻译和研究的关系是怎样的？您认为当下的翻译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担负何种责任？

王端廷：首先，翻译是研究的组成部分，尤其对于西方艺术史来说，翻译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同时，翻译是深入研究的基础。翻译能让研究者掌握第一手资料，材料越多，越能全面、客观地理解被研究的对象。在我看来，国内目前非常欠缺对西方艺术研究成果的翻译，对西方艺术几乎谈不上研究。而且，中国的西方艺术史研究不仅无法与西方平起平坐，甚至与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总的来说，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难以匹敌西方的汉学研究。

至于翻译的责任和作用，我始终认为要立足当下来谈问题。国内西方艺术史论界一直渴望走出编译状态进入研究阶段，但我觉得目前来看这一理想并不现实，因为我们的翻译还远远不足。譬如，我在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院图书馆和罗马第一大学艺术史系图书馆看到满屋的法文和意大利文艺术史书籍，一本都未译成中文，那么如何谈得上研究法国和意大利艺术呢？史料都没见过，更遑论有什么新观点。在现有条件下，国内的西方艺术研究者做好翻译工作已属不易。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差异本质上是观念和思维的差异。通过翻译西方语言，可以使我们了解西方人的“二元论”世界观，即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有两种看法。与之相比，中国人是“一元论”世界观。西方人是逆向思维、双向思维，而中国人则是趋同思维、单向思维。中国人在做西方艺术史研究时，应该按照西方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理解他们的艺术现象，如果仍然依据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看待研究对象，则容易导致误读，失去研究的意义。说到底，对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关键不在于知道艺术史知识，而是应把握知识背后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重要的是明白其内在的本质，而非理解其外在的表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我们研究西方艺术的真正目的。翻译可以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加强研究深度，反过来，秉持这一立场也有助于翻译的准确到位。

总之，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地读解西方艺术和文化，而翻译的主要责任也在于此。

改善翻译局面需要相关部门的重视

聂槃：您曾提到我国在外国美术史研究领域还未建立起必要的翻译基础，在翻译方面还有很大欠缺。具体而言，这种欠缺存在于哪些方面？

王端廷：国内美术翻译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一是英文翻译成果多，其他文种少。譬如文艺复兴艺术，意大利是其发源地，但国内对意大利本土的研究成果翻译甚少。二是普及类读物多，专深著作少。三是译者方面，非专业人员翻译多，专业人员翻译少。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这些年国内美术翻译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整体质量不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部门不够重视。其次，国内在翻译著作的选择上不够系统，缺乏学科意识。现在大多数翻译项目是偶然而随机的，缺少计划，往往由译者根据个人爱好、个人资源选取译介对象。要做到系统性翻译，需要国内西方艺术史学者共同协作，最好成立一个西方美术史论翻译协会，梳理西方美术史论的整个学科史，分清主次轻重，制定出一个学科翻译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西方美术史论的重要成果翻译过来，建立起西方美术学科的基础框架。

再者，翻译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学科内高素质翻译人才的匮乏。一位优秀的译者需要专业、外语和汉语三者过硬，但现在的译者往往难以三者兼备。三项能力中专业最为重要，有些西方美术史著作直接交给外语专业人员翻译，往往错误百出。常言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所谓专业的差异，其实就是语汇的差异。有时候，同一个词汇在不同学科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只有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才能分辨。譬如，有的译者就将希腊神话中的“帕里斯的裁判”（Judgement of Paris）翻译成“巴黎的审判”，虽然帕里斯和巴黎是同一单词，但译成巴黎明显是译者不熟悉希腊神话的误译。译者需对西方历史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包括希腊罗马神话、基督教及其《圣经》等，因为它们是大量西方美术作品题材的来源。同时，中文的表达能力也很重要，不仅要理解原文，还要将其转换成通畅、准确的汉语。

最后，对于译者来说，掌握的外语越多越好，即使做不到门门精通，也要尽量做到一专多能。我国许多译者只具备英语翻译能力，但很多英文著作是从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版翻译过来的。西方各种语言虽然比较接近，但仍存在差异，其他语种在翻译成英文时也会产生语义的丢失和曲解。我就碰到过一个例子，一篇由意大利著名批评家奥利瓦所写的文章，因为原文非常晦涩，在翻译成英文时个别难懂的句子竟然被译者丢掉了。相比其他欧洲语种，英文较为“年轻”，偏于松散，不够严谨，因此不能完全依赖英文译本。尤其是西方传统美术研究的大本营仍在欧洲大陆，譬如很多艺术史经典著作都是用德语写成的。掌握其他语言还可以在翻译英文文本时避免一些低级错误。比如国内曾有一本书将“Duchamp”（杜尚）翻译为“杜钱普”，如果译者熟悉法语，就能知道法语中所有的辅音词尾都不发音，从而避免这一误译。除了常见的几个语种外，译者最好再具备一定的拉丁语基础，因为西方的艺术史论著作中常会出现拉丁语词汇，相当于他们的成语。总之，对译者来说，仅懂英文是不够的。就翻译对象而言，最好选择原文版本翻译，而不是译文版本。

聂槃：在改善翻译环境和培养翻译人才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王端廷：最为关键的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我们的近邻日本可谓世界上翻译工作做得最出色的国家之一，他们从政府到学术界都对翻译事业非常重视。西方最新的文化成果，无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日本基本上能做到及时翻译，西方美术史经典著作在日本均有译介。而反观国内，一个数据便能反映我们对外国人文科学的态度。我国公派留学中88%的名额属于理、工、农、医等学科，而人文学科，包括历史、语言、法律、经济和文学艺术等专业只占12%，能够摊到美术史方向的名额更是少之又少，这势必造成我国的外国美术研究力量非常薄弱。据说日本有1000名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学者，而国内同类专家几乎一个都没有。

此外，社会环境方面也应给翻译提供更适宜的条件。一是提高翻译报酬，改变翻译成果认定标准。翻译工作在国内不仅稿酬低廉，在翻译成果的认定上也存在歧视。很多高校在考核时未把翻译算入科研成果，有些则会“打折”计算。翻译不比研究容易，翻译是研究的基础，甚至应该说翻译本身就是研究。国家应该鼓励翻译，提高翻译待遇，在翻译成果的认定上与研究成果一视同仁。二是考虑到专业学术书籍不可能大量畅销，希望政府和民间机构能够建立翻译基金，资助学术翻译著作的出版。只有得到社会的重视，翻译事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专业翻译人才和高质量的翻译成果。

具体到译者自身，要对翻译存有敬畏之心。翻译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事业，真正的翻译家对待翻译都是极其认真的。譬如傅雷先生每天只译500字，以精雕细琢的精神来做翻译，所以他的译作能成为经典。还有，荒芜先生在翻译上总是字斟句酌，他会为一个单词的翻译召集同道朋友来家里交流，有时甚至能讨论一整天。今天有了各种翻译软件，很多译者使用翻译软件翻译著作，导致译作不堪卒读。翻译软件只能翻译简单的日常用语和通用公文，对于专业著作，特别是具有复杂而深刻思想的学术文字，翻译软件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语言是有温度的，翻译软件无法传达出不同作者的文风和笔韵。

增加人文成果的译介

聂槃：您觉得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选材原则和翻译思路，以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西方艺术？

王端廷：目前中国对西方艺术史论的翻译仍显不足，因此现阶段还需加大西方艺术研究成果的译介力度。

西方的人文科学反映的是精神文明，而科技成果体现的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源自精神的创造。因此，对人文科学成果，包括哲学、历史、宗教和艺术史的翻译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西方物质文明成果。

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明的转型过程。换句话说，一百多年来，无论传统的现代化还是本土的西方化，究其本质，都是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这种转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相对于工业文明，农耕文明是一种落后而弱势的文明。为了民族生存和发展，我们只能全面学习、接收和引进西方人创造的工业文明成果。

人类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肤色上，更体现在语言上，而语言是各民族之间产生隔阂的根本原因。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使用怎样的语言，就会产生怎样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汉字是象形文字，这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文字。汉字来自事物的表象，源于人类对世界的感性把握和对生活经验的归纳。汉语思维对世界的认识是感性的、模糊的、笼统的，因此无法触及事物的内在本质。而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等西方文种都是拼音文字，它们都是抽象而复杂的文字，这类语言的思维是理性的、分析的、抽象的，更能把握世界的内在本质。西方语言都有性、数、语态和时态的丰富变化，可以表达主观思想和客观事物最细微的差异。例如，意大利语动词变位分为直陈式、条件式、命令式、不定式和虚拟式5种语态，其中直陈式又分为现在时、未完成过去时、远过去时、将来时、近过去时、近愈过去时、远愈过去时和先将来时等8个时态，助动词avere有95种变位形式，助动词essere有137种变位形式，普通动词都有50种变位形式。意大利语甚至没有人称代词，完全通过动词变位显示人称和性数的差异。通过这类语言，人类能把主观与客观、意愿与事实、阴与阳、多与少、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分辨并表达得清清楚楚。

语言的不同造成了思维的差异，正是由于语言不同，我们才需要翻译，翻译的意义就在于打破隔阂，让我们从强者那里学到更高的生存本领，从而获得更好的生命状态。我认为文化是为人的生命服务的，而不是人为文化服务，我们不能成为弱势文化的殉葬品。我们学习文化，不论是本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好。文化应该使我们获得更好的生命质量，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文化的目的。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文化的剧变，人类语言也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我国推广普通话，各地方言难以留存；世界有了英语，小语种面临消失危机。据报道，地球上在公元前曾有1.2万种语言，到公元元年时，降至1万种，到15世纪时减到9000种，今天只剩下六千多种，而其中一半的语言正在面临消失的危险，每两个星期世界就会失去一种方言。如今，世界各国人民享受着同样的物质文化成果，并采用相同的生活方式，这必然带来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趋同。

我有一本书叫《重建巴别塔——全球化时代的中西当代艺术》，《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建造通天塔而变乱了人类的语言，让人类不能沟通交流。但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全球化更是将重建巴别塔变成了现实。毫无疑问，打破语言障碍、消除思维隔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由录音整理，经王端廷审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