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伦西亚是一座干净、富有的老城，位于西班牙的东海岸，是地中海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曾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城中有一座著名的建筑，高高耸立的螺旋柱撑起了一片连续的拱顶。这座全欧洲唯一一幢以哥特风格建造却不为宗教服务的殿堂，是曾经的丝织品交易所。可以想象，数百年前，在同一片拱顶下，抄着各种语言，肤色各异的商人们拥挤在这座大殿内，争相审视丝织品的颜色与光泽，吵吵嚷嚷讨价还价的场景。传言说瓦伦西亚是MarcO Polo自元大都返回欧洲，沿途销售中国货物的最后一站，虽然难以考证真伪，但至少佐证了瓦伦西亚与遥远的中国很有渊源。

就在这样的一座老城中，一辆赫然印着两个书法汉字的巴士从古城门前驶过，有点超现实的意味。这两个看似汉字的文字实际上是使用中文结构书写的英文“Xu Bing”，也是徐冰的签名。旁边的一行英文 “Xu Bing: Art for the People”（徐冰：艺术为人民）既是他在卡门中心美术馆（Centre del carme）的回顾展标题，也是毛主席所定义的文艺创作的目的。这一句今天看来带有“过时的”政治意味，甚至有些苦涩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徐冰抹去了政治色彩，复原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创作原则。徐冰的普天同文的理想使他的作品得以跨越不同的文化，具有平易近人的面貌和特别的魅力。

据本地人说，晴朗炽热的瓦伦西亚一年中只有五天是“冬季”，这五天阴雨密布，气温骤降，好像要把一整年的雨水集中降下。而今年这几天，徐冰为个展重访瓦伦西亚，并受英国的DOX纪录片团队邀约，在展览现场进行访谈与拍摄。

徐冰对瓦伦西亚并不陌生，早在90年代初他就受邀在当地的艺术中心做过个展，并出版了一本研究与作品图片都十分详尽的英、西双语画册。当时距离第一个讨论非西方当代艺术的展览“大地魔术师”（1989）还不到10年，一位中国艺术家在瓦伦西亚举办个展可以说是十分轰动的大事件。至今还有不少参观过展览或当时曾为展览工作过的人对此印象深刻。时隔三十年，徐冰又在瓦伦西亚做了第二个颇有影响力的个展，几乎成了“小城明星”。

徐冰刚到的这天，我们一同前去老城区小广场角落里的咖啡店。刚坐下，老板便兴奋的从吧台后面走出来，冲着徐冰大声招呼道：你是艺术家！你在卡门中心美术馆有展览！我看到你的照片了！我喜欢你的作品！原本围坐在吧台的人们也纷纷凑过来用生动的手势和表情表示他们也都看了展览，他们打心底里喜欢。

卡门中心美术馆所在的地方原本是一座融合了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晚期风格的巨型修道院，虽然功能改变了，老建筑古朴的气质仍然保留了下来。有前后两个院子，拱顶回廊围绕院中的古井和雨后青绿的植物一圈。一走进后院回廊，连空气都清凉宁静了许多。展厅就在回廊尽头，入口不大，墙上干干净净的写着“徐冰”两字和简短的展览信息。进门之后空间豁然开朗，七八米高的展厅里赫然高悬着1999年徐冰为纽约现代美术馆所作的条幅《艺术为人民》。条幅对面的台阶之上，开阔的大厅两侧分别有三个独立的房间，每个房间用于完整的呈现一件作品。从左至右依次是《天书》、《方块字书法教室》、《地书》、《英文方块字书法》；在大厅尽头两侧的四个房间中，分别展示了动画《汉字的性格》、装置《背后的故事：上方寺图卷》《凤凰》纪录片以及徐冰早期创作的版画。其中，在英文方块字书法的展厅里，徐冰依据一首古老的瓦伦西亚诗歌El bon poble （好人），为这次展览创作了新作品《瓦伦西亚语方块字：好人》。这首西语古诗与《兰亭集序》并置，原本相对独立的文化经典通过一致的面貌，形成了新的关系。

以这七件节点性的作品为线索，整个展览呈现了徐冰过去三十多年创作的轨迹以及他对文字、文化与文明的哲思。也正是因此，DOX纪录片团队邀请了徐冰作为当代中国文字的代表艺术家参与纪录片《文字的历史》。这部系列纪录片由拥有近四十年经验的大卫·辛顿（David Sington）执导，将于今年年底和明年在英国BBC、法国国家电视台、美国Netflix、亚马逊等媒体平台发布。这部系列纪录片影片分为三集，讨论文字在三个独立而不同的地域——新月沃土、中国和中美洲的发展历史、文字的艺术形式与演变以及文字的未来。经过长达十一年的讨论和研究，导演在每个文化区域内邀请了一位代表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与访谈，探讨文字与个人、社会的关系。为此，大卫·辛顿和拍摄团队专门赶赴瓦伦西亚，精心准备了一场与徐冰的三个小时专访，和前后持续了三天的展览现场拍摄。

访谈从学习书法的经验开始，到徐冰成长过程中因为种种个人经历逐渐形成的与文字、书写的特殊关系，最后围绕着《天书》、《英文方块字书法》、《地书》探讨文字的本质与未来。

徐冰在对谈中娓娓叙述汉字的特别之处：每一个汉字都是由多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共同组成的、有丰富故事内容的图像，或者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故事。而长时间的书写训练也是规范个人举止与发展的传统方式。在塑造个人思维的同时，汉字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性格与社会的形态。他认为汉字的特质和书写方式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人的工作方法，随机应变、不擅长计划的特点，以及今天中国社会飞速变化的现状。

但是徐冰个人的经验，无论是书法练习还是刻版，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就已经显得非常陌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耗费长时间训练书法不如学习更有用的技能，追溯汉字象形的源头也逐渐变得费力。全世界的阅读与写作都转向数字化，文字的消亡成了与气候恶化，人工智能的挑战并列的人类危机。

但徐冰似乎没有太多担忧，他对此抱持着开放和辩证的态度，既不摈弃传统，也清醒的意识到“文字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情感，只依赖于它作为工具的性能和价值取向。”

《地书：从点到点》（后略为《地书》），这本Logo、Emoji集大成之书，是对这种变化做出的最有预见性也是最积极的回应。徐冰对符号语言的观察开始得很早，在世界各地中转飞行的过程中，他注意到机场为了可以准确将信息传达给每一个语言、教育水平不同的旅客，采用了一目了然的公共标识。这些标识基于人类共有的生理经验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几乎不需要学习就可以认知的“文字”。这种彻底的平等性，一方面出于在全球高速一体化的语境下，达成高效沟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契合徐冰长久秉持的艺术的原则。从那时起，徐冰开始收集各种公共标识，计划用它们来写一部“最平凡的、没有特点的小说”。这本小说将描述普通上班族“小黑”从早到晚的二十四个小时的生活。所谓“没有特点”，其实是最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经验，也是整个标识语言体系的基本原则。

最初的几年里，这看起来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没想到伴随着网络、聊天程序和图标设计的迅速发展，logo和emoji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2005年，徐冰制作《地书》的想法已经成型。这本小说全部使用已有的符号，书中刻意保留了裁切的边缘这些原始来源的痕迹，一些主要为在小屏幕上使用所设计的图标还有明显的低像素锯齿边缘，可以说是一本真正的“现成品小说”。对于每一件作品的展示方式，徐冰都有非常精确的要求，“地书工作室”还原了一个工作中的现场，除了办公用品和助手的个人物品，还有正摊在桌上的《地书》剪贴簿、一些仍在使用中的材料与落了一地的碎纸，表明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地书》系列最新的成果《地书立体书》（2015-16）也以影像的方式在展厅中播放，屏幕上的两只手有序的移动着书页上的各种“机关”。《立体书》用明显更加丰富的符号语言幽默的描述“小黑”的日常生活。

每一次在海外展出“地书”系列作品，徐冰都会争取出版一本这个国家版本的《地书》。这也许是全世界唯一一本完全不需要翻译的读物，每个版本的设计与内容都一模一样，只有尺寸和信息页、封背的文字略有不同。因此，“不同语言版本的《地书》”是个有趣的悖论。“如果有机会，我想把所有语言的《地书》凑在一起成为一件完整的观念作品。说是不同的，但实际上它们又没有语言差异”，徐冰为这个庞大的计划感到十分兴奋，“但现在只有九种版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语《地书》的出版很受关注，对这本书和“地书”系列的介绍占据了报纸La Vanguardia的一大块新闻版面。

访谈之后的第二天，拍摄团队随机邀请了两组观众与徐冰一起翻译《地书》。《地书》的故事从一个小黑点开始，不断放大，再放大，出现了地球，继续放大之后，我们看到不愿意起床上班的“小黑”，随后他的一天开始了，在二十四小时的结尾，故事再次回到了一个小黑点。第一位受邀的观众Carine来自英国，旅居瓦伦西亚。她已经是第二次来参观展览，上一次来时，她对《地书》令人眼花缭乱的符号望而却步，觉得恐怕要很费力才能看懂，这一次她在徐冰的引导下才渐渐掌握了这套语言。 “我一开始觉得无处下手…直到艺术家告诉了我每个小黑点标志句子的结束，我才终于可以辨别符号组成的一句句话了”， 六十岁的Carine在拍摄结束后对我说。

第二组受邀的观众是一对十一、二岁的姐妹，和Carine大不相同，她们一拿起书就毫不费力的叙述出故事内容。出生在数字时代的孩子们早已对符号语言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

我们还没有走到文字消亡的未来，但已经身处断层的边缘。

看着镜头中的孩子们，一同参与拍摄的古伊斯兰文专家Lydia问徐冰，“未来，文字真的会消失吗？”，徐冰笑答：“也许会，毕竟不久以后，人类可能都不再是人类了。未来被技术改造后的人类说不定连符号也不需要，只需要脑电波传输想法。”

临走这天，美术馆组织了一次“地书阅读工坊”。在礼拜堂改造而成的多功能厅里，汇聚着本地居民、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游客、带着孩子移民西班牙的华人，还有一位由父亲陪伴着的有智能障碍的孩子。与美术馆馆长Jose Luis Perez Pont、策展人Marta Mille Moreno一道，徐冰向观众介绍了“地书”系列的由来，并由Marta示范如何解读《地书》。随后，Marta将书分发到人们手上，邀请他们朗读。在短暂的紧张之后，观众们开始兴致勃勃的翻译故事内容。话筒从一个孩子手中传到另一个孩子手中，如同故事接龙一般。“小黑”在这一天里的经历随着讲述者的不同，被译成西语、英语、中文、匈牙利语、荷兰语，也被有障碍的孩子用略为含混的瓦伦西亚语讲了出来。

工坊的结束时间一延再延，不得已要结束时，众人仍然围着徐冰要签名、问问题，不肯离开。我想他们的兴奋不仅仅是因为发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字都从交流开始，然后用来记事，日臻成熟之后发展出文学。我们早已经熟稔如何以点缀的方式在日常沟通里使用符号，但《地书》出人意料的揭示了它的文学可能性。这本“平凡的小说”提示我们，符号语言可能是更符合新世代人们思考和行为方式的载体，也许很快就可以用于表述更复杂的情感，也可以写诗和论述观点。徐冰通过一件作品，为许多人打开了关联未来的门。

对文字未来的思考是全球性的。大英图书馆在4月末举办了特展“书写：创造你的印记”，回溯过去五千年全球文明的书写历史。展览中有不少图书馆的珍贵藏品，从公元前1600年的古埃及石碑，莫扎特的乐稿，发现青霉素的笔记，到1905年六万人签署的“孟加拉请愿书”，徐冰多年前被大英图书馆收藏的《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1994-1996，后略为《书法入门》） 也在其中。主策展人Adrian Edwards在展览前言中发出邀请，希望观众借此机会回望书写行为及其载体的演变，探想身处数码时代的自身与书写之间的关系，最后他提出疑问：究竟不久的未来我们会继续“书写”，传承这一源远流长的文明遗产，还是彻底抛弃笔与键盘？

告别瓦伦西亚之后，徐冰继续前往伦敦参加此次特展的活动，在开幕期间与知名的媒体主持人、作家及前伦敦当艺术学院总监Philip Dodd对谈。当被置于跨文化的历史之中时，“英文方块字”所带有的个人的、社会的与艺术本质的层层交叠的特殊意义就被凸显了出来。1990年，徐冰移居美国后，他在异国体验到的东西方语境的差异、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错位、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疑虑促成了这一种“看起来像中文，但实为英文”的新书写形式。这本《书法入门》就是对这种书写形式的说明。《书法入门》看起来是一本规规矩矩的汉字书法教科书，书中附有字母对照表（拉丁字母在这里变形成了偏旁部首），对汉字书写的基本原则也做了详尽的介绍，例如握笔的方式、坐姿等等。但实质上，它却是一本艺术家手制的，没有一个汉字的英文书法手册。

徐冰常常将自己的作品比喻为善意的“陷阱”。在“陷阱”中，惯常的思维和认知失去了参照系统，观看者反而可以从中获得启发。“英文方块字书法”将我们惯有的，对中文和英文的认识打破，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角度。这本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代艺术的范畴：2015年方正字库与徐冰合作发布了“方正徐冰新英文书体”，可以方便的安装在个人电脑上使用；许多学校向徐冰购买这本教科书，希望开这门课；这套字体甚至进入了澳大利亚新设定的“智商测定系统”，用于判定被测试人的思维转换水平。

在与Philip Dodd的对谈中，徐冰讲述了过去的成长经历使他与文字之间逐渐形成的关系。艺术家的自身与当下，最后都诚实的反映在作品中。这不是徐冰第一次坦诚的自我剖析，但每一次都能深深触动对艺术、知识和自我充满疑惑的听众。在过去一封写给年轻艺术家的信中，徐冰建议想要成为艺术家的人思考“身为一个艺术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地书》和《书法入门》正是起源于对自身和当下的思考，最终又回到社会的艺术。

当艺术评论家Nicolas Bourriaud在被问及展览是否能改变世界时，他说：“就像蝴蝶效应，我相信一场展览也能带来巨大改变”。不知道徐冰在卡门中心美术馆和大英图书馆的展览与讲演，是否正在引发一场看不见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