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5-22 来源:陈履生美术馆 作者:陈履生美术馆
Mr.陈给国际博物馆日的奉献——佛光塔影:陈履生缅甸摄影展
于5月18日下午在中欧国际商学院校友会开幕。感谢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先生特此写的前言。开幕后,接下来是一场《博物馆与遗产》讲座。
Mr.陈马不停滴地奔波,5月8日《灯灯相传:当代名家画油灯暨历代油灯收藏展》中央党校美育馆开幕,接下来是深圳、商丘、香港、北京、上海....他认为自己是像永动的机器人,好吧 ,那就给他一个新称谓 “AI 陈”~
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是鱼和水的关系,它们像水乳交融在一起一样,不离不弃,彼此的依赖,彼此的关照,彼此的呼应,相得益彰,使得今天能够有足以引为自豪的文化遗产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不计其数的博物馆,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伟大创造。因此,在有着每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今天,我们看到了用博物馆的方式来承载历史的遗存,看到了文化遗产在当下得到尊重和保护的状况以及功能的发挥,看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正服务于今天的社会发展。
从有人类活动的远古开始,人类就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迹,当它们成为考古的文化层,每一个断面都是一段历史和创造的过程,而彼此之间则是历史的传续。人类从制造工具和装饰自身开始的文化创造,所有的一切留存给我们的是必须珍视的文化遗产——它们有着难以数计的存量,有着不同的品类和材质,有着不同的工艺和设计;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从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尤以文明古国居多。我们必须珍视,必须厚待,不能败家。
分布在全世界145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文化遗产”共有679处,自然遗产174处,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合体(双重遗产)25处。
中国现在有31项文化遗产,10项自然遗产,4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总数位列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负有历史的责任。
文化遗产反映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现存表现历史的积淀。
文化遗产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部分。可移动的文物都是传世的一些文化遗产,代代相传,成为我们今天能够在博物馆中见到的那些珍藏。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物来说,它们散存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是古代文明中的杰出的创造,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各个国家所重视的国家文化财富。
不可移动文物是因为它们的体量,以及它们的建造方式,或者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得只能在原地保存。如中国的敦煌、云冈石窟等,还有埃及的金字塔,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但是,不可移动文物的“不可移动”具有相对性,这是因为人类有战争和破坏,有地震等自然灾害,使得不可移动的文物可能会变成遭战争和破坏的遗迹。当它们经过罹难而被人们再次发现的时候,它们就有可能作为残存部分而成为不可移动文物,被搬进了博物馆,或被人们收藏,变成了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所以,原本属于不可移动的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今天也陈列在博物馆之中,但是,属性却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包括陈列有像埃及神庙中的那么巨大的建筑构件与雕塑,以及像中国的那么非常难以想象的巨型壁画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国家博物馆中。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离开了它们的家乡,离开了它们原来的所在地,飘洋过海,身首异地,每一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身世,或者有着不可告人的过往,这就是不可移动文物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种种问题。
毫无疑问,不可移动文物所受到的破坏,包括像建筑、石窟、神庙、墓葬、摩崖石刻等等,尽管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都能够看见被移动到了展厅,其中有许多的可知与不可知。中国著名的唐代雕塑的代表“昭陵六骏”,现在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展厅之中,而他的周围,是壁画和陵墓雕刻等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灾难。显然,这种文化的灾难不仅发生在曾经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此经历。曾经的被殖民,曾经的被侵略,都会带来文物的被掠夺,都有可能使国家的不可移动文物变成侵略者或殖民者国内博物馆中的可移动文物。
不管是运用何种方式使不可移动文物变成了可移动文物,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巨大伤害和损失。因为在盗取过程中的伤害和损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像石窟雕塑这样的文化遗产,有些是连在山体上,盗取往往是只能取首而弃身,而与之关联的凿或者砸,都难以保全。壁画依附于泥质的墙面,截取只能是分割,或者是局部,因此,新疆克孜尔石窟今天残存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当年盗取者的手段。如今在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文化遗产保存地,都可以看到伤痕累累,劣迹斑斑。不可移动文物受到的破坏,正成为我们今天反省人类文明发展中若干问题的必须。当不可移动文物成为可移动文物进入到博物馆之中,展览的陈列虽然割裂了它与原产地的关系,减少了它的文化内涵,但依然能够看到它与不可移动所在地的关联,更感叹这些文物的身世不同寻常。如果博物馆在展览陈列中能够揭示这样一种关系,那么,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也是对观众的负责。遗憾的是,并不是每家博物馆都能如此。在博物馆中丧失作为展品的文物与始初状况的关系,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也有多方面,有些是因为博物馆专业水平的不到位,而有些是因为来源的不可告人,如此,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复杂。
当我们今天满怀着对于先人的尊敬,对于先人文化创造的敬仰,以崇古、探古和发现的心情去寻访文化遗产,在玛雅、印加,或者是在古埃及、古希腊等,抑或就近在自己所在的区域附近,都可以看到那些断壁残垣,看到那些不可移动的地基或者是石柱,如此等等,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所留给我们的。因此,当文化遗产今天成为我们的珍视,成为我们的骄傲,成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它们能够保存至今,哪怕是一砖一石,可见是多么的不易。毫无疑问,即使是那些断壁残垣,即使像吴哥石窟那样破败的景象,但它们今天依然是我们需要去精心保护的。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可能受到天灾人祸。而天灾人祸对于文化遗产的摧残是无情的,阿富汗因为战争而使那世界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受到了破坏。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米扬大佛,虽然深藏在阿富汗巴米扬山谷的巴米扬石窟中,可是,却难逃2001年3月12日塔利班的劫难,而使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定格在这悲惨的一天。
今天,好像随时也都可以获得关于文化遗产的好消息。当吴哥石窟消失在原始的丛林中而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的喜悦,人们的惊奇,人们用那久违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历史遗存。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文化遗产待发现,还有多少考古工地在发掘,文化遗产的与日俱增正是基于文化发展的历史悠久与深厚积淀。虽然文化遗产的存量难以估计,可是,人们并不能因此悠游于期待之中,也不能因此而忽视现存的状况。
可以说,文化遗产正成为这个地球上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区域,或者在文化沙漠中度过自己的一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显然,世界上也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并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他们用自己发达的经济,用自己特有的手段,用博物馆的方式,集聚和保留了大量的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使文化沙漠变成了文化绿洲。尽管有些方式可能不太体面,或者属于违法,或有违道德与良知,但毕竟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保留在博物馆中。因此,博物馆成为文化遗产的栖息地,或者是庇护所,正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中壮观的宙斯祭坛是这里最骄傲的无价之宝,其中古波斯的巴比伦城门和土耳其的古代宫墙让人叹为观止。
从历史、艺术或科学的角度去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不论属于哪个国家或哪国人民,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像中国的万里长城、玛雅的金字塔等,不可再生,无法再造。因此,其保护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而人类面临着文化遗产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各方面破坏的威胁。如果说基于目前的科技手段对于那些年久腐变所致的破坏是无能为力,那么,因为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特别是人为的因素使之受到现实的破坏,尤其是受到不良“保护”或开发利用的破坏,则是难以原谅或需受到谴责。无疑,文化遗产的保护在理论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除了客观的经济能力和技术手段的不足之外,人的因素,包括保护的理念、公民的素养等等,则在整个保护工作中有着主导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大到区域保护和整体规划,小到一些类如道路的修建、栏杆和警示标志的增设等等细节,无不表现出保护的水平以及保护工作的文化涵养。事无巨细均关系到保护的品质,也关系到优雅的身姿。
秘鲁的马丘比丘作为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每年有5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慕名前往,可是,这里的交通不便不仅让人难以理解,也难以让人连接到它的盛名。这不是一个关于物质或科技或经济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这里没有高速路,没有缆车,连通马丘比丘的除了印加古道之外,只能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到达马丘比丘山下的小镇,继续换乘汽车沿盘山路到达景区门口,而此前从库斯科古城出发必须先走七十多公里到达奥扬泰坦博(Ollantaytambo)火车站。这之中会遇到无法预料的雨季塌方,随时都有可能终止旅行者的脚步。正因为这种交通不发达、不顺畅,既保护了周边的环境不因为现代化的发展而与文化遗产的原始自然环境发生冲突,也让每年大约有6万沿着传说中的印加古道艰难跋涉来到这里朝圣者,在历时3天的行旅中保留了最接近原始状态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它为每一位造访者设置了进入古境的自然空间,在那崎岖盘旋的山路上,在沿着乌鲁帮巴河或湍急或平缓的行进中,在高山深谷、云雾缭绕的自然变化内,人们不断增加了对于那高原上印加人所创造的飞来之城的敬畏。当到达上顶置身于印加古城时,艰难的行旅正是文明和创造的最好的注脚。
在马丘比丘,看不到游人在遗址上的刻画,也基本上看不到管理者针对游人的各种警示标志。即使面临万丈深渊的危险也没有护栏,人工的痕迹减到最低点,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始状态。而没有警示标志所显现的对游人的尊重,则关怀了人们文明的自尊心。显然,这对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而言,人们或许会连接到经济的问题而想象出无力作为,可是,却能看到遗址内游人无法走到的石墙后面,有工人用很小的工具在小心地剔除石面上的异物。因此,在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未必就一定完全是经济的问题。有些花了钱未必就好的作为,实际上没有从文化遗产的内核去考量文化问题,就事论事的浅层面、低层次的保护,或者简单化地用栏杆、围墙去禁止进入,表面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但这些人工的加入所表现出来的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破坏。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11月16日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提出的宗旨,建立“使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遗产保护纳入全面规划计划的总政策”,正确理解“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不是商业性开发和利用中的“吃祖宗饭”,而是文化的传之久远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全面规划计划”不能脱离文化的范畴,更需要将公民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纳入到这个“全面规划计划”之中。只有这样,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才能走向摆脱商业性开发利用、追求文化品质的正确道路,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得到优雅重生。只有这样,我们今天的作为才能既不辜负先人,又对得起来者 。
我们也可以设想,今天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博物馆的话,那么,文化遗产的状况实在是堪忧,有许多难以想象。因为这些文物即使在收藏家的手中,也能得到保护和善待,可是,却不能与公众分享,只是某一位私人藏家的自己的收藏,仅此而已。因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用,今天也是我们必须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博物馆的存在,我们必须要重视博物馆的社会功能的发挥,使得文化遗产能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体面的生存,能够让它们教育和启迪后人,能够让后人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