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十年而已》之后，2018年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先生又出版了一本文集《处处尘埃》。这本文集内含三百余篇千字短文，分社会观察、艺文杂谈、生活百态三辑，这些文章是作者关于生活、文学、艺术、学术等诸多方面的体悟与认识。篇幅短小精悍，语言朴素直白，体现了孙振华先生对世事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文学艺术素养。雅昌艺术网经孙振华先生授权连载《处处尘埃》，《走出书斋》选自第一辑“社会观察”。

已有十多年历史的台北、香港、上海、深圳四城市文化交流会议今年在深圳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公共治理和文化参与”。在理论探讨环节，台北、香港与大陆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海、深圳的发言是同一模式：一定会引用当前比较热门的某些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学说，然后对应中国当前的文化现实，提出问题，然后得出结论。

港台学者的发言迥然不同，他们很少谈纯理论，基本上都是结合个人的实践，分析案例。

香港发言者是“海归”博士，在高校任职，她的发言是谈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她以香港湾仔“蓝屋建筑群”为例，谈在香港“活化历史建筑”过程中，蓝屋由最早被政府规划，要求搬迁全部居民，到后来变成“留屋又留人”的“活保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其间的文化人与蓝屋并无利害关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价值中立”地去观察整个活化保育过程，而是和蓝屋社区的居民一起，针对政府的规划，维护居民的利益，提出新的方案，帮助社区居民与政府进行沟通。

社区居民面对搬迁这样的问题，常常并不清楚政府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维权，知识分子参与的结果，使政府的“保育”计划和居民的利益以及社会文化诉求达成了一致。

台湾的发言者则是一批台湾文化人在1999年“9、21”地震后，帮助受灾的桃米社区进行灾后社区整体营造，通过利用该地的生态资源，通过跨领域合作，形成了社区公共治理模式，成为闻名生态村的案例。

面对地震灾害，大陆文化人通常的做法是献爱心，一是捐赠钱物，到现场慰问；另一种是智力支持，例如支教、帮助重新规划、设计等等。台湾的做法则是引导灾民规划新的生产、生活模式。在他们看来，援助灾区与其赠人以鱼，不如授人以网，帮助社区改变过去的产业结构，在当代生态文明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生活。

比较大陆输血式的灾后重建，台湾文化人的这种资助并没有直接给灾民带去多少物质财富，而是通过他们社区居民的努力，产生文化观念的转化，提升自主的承载能力。这应该是更有建设性的做法。这当然需要一批文化人充当自愿者，深入到灾区，长期和灾民生活在一起。

在港台学人的身上，我们更感受到他们更多沿袭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农村所尝试的乡村建设的传统。这种传统和中国古人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传统是一致的。

1980年代以后，学界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说法，知识分子钻进故纸堆，呆在象牙塔，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学术“成果”越来越丰厚，但是对社会的影响却越来越小。

在大陆学界，对许多热门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有知识分子出来发表意见，但是他们的作用往往停留在舆论上，而真正深入到基层，参与到民众中间，具体指导和帮助他们行动的，却非常罕见。在这一点上，大陆学界应该向港台知识分子学习。

知识分子最大的功能，是要推动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能有效互动、对话的社会；是一个懂得相互让步和妥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应该充当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