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的一天，位于上海市普陀地区的曹杨新村的门口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因为居民们期盼已久的“艺术让城市更美好”曹杨新村公共艺术创作实践活动开幕。

小区居民的参加热情很高，小区中的老人们搬着自家的板凳，招呼左邻右舍看开幕式，甚至坐着轮椅的老人也有孙子推着前来观看，小区居民们不时会向艺术家询问：“你们做的东西都满新鲜，虽然我们也不太看得懂，但放在这里也满好看的，活动结束不会拆掉吧?”

曹杨新村是解放后上海市兴建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也是全国最早的工人新村。曾几何时，能住进这样的工人新村，是全家人无比的骄傲。老人们回忆讲到，当初只有劳模才有资格住进这里，但现在变得非常破败，在活动现场有村民感慨到：“不知道我们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这里的改造啊!”同时也有村民讲到：“我们又不需要什么公共艺术，这又不能当饭吃的!搞这个活动的钱，还不如给我们这里改造改造呢!”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曹杨新村社区的建筑已开始渐渐老化，不可能再回到当年只有先进工人、劳动模范才能迁居于此的模范社区了，而曾经的劳模们终将慢慢老去，人口的老龄化也成为这个社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当时艺术家结合社区做了很多艺术，比如进入村口可以看到三位亭亭玉立的“红色娘子军”路牌，作为革命年代的经典符号，吸引了村里的大量老人聚集在一起，回忆往事，进入到村子里面会发现很多五颜六色的晾衣杆，为这个村子增加了色彩和生气，但也有村民担心，大量的油漆污染空气，艺术家韩峰创作的《美好时光》灯箱作品，造型可爱，镶嵌于建筑当中，使建筑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气息，居民表示，这样设计不但给亲朋好友的到来带来了不少的方便，更不会在夜晚看不清门牌号了，像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

用曹杨新村社区艺术实践案例，其实我们想讨论的是关于社区公共艺术的话题。在当下如火如荼的乡村艺术大建设的背景下，乡村的公共艺术的迅猛速度似乎呈现出来了比城市更热闹的状态？城市公共艺术的声音似乎变得越来越弱？另外一方面，城市公共艺术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还是以城市雕塑为主，那么当城市化高度发展，商业综合体不断出现的当下，城市公共艺术又有哪些新的可能呢？

这也是2019年6月16日至17日举办的“2019·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论坛”想要解决的问题，此次论坛邀请了众多国内公共艺术领域专家，基于当下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情形与多维的经验，对中国当代公共艺术与城镇、社区的发展和市民生活品质改造的现状、观念和方法等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出理论性的探讨与方法论的回应；并以国际上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为参照，探讨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发展的方向、方法及其核心价值内涵。

公共艺术的主场在乡村吗？

“不存在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翁剑青教授讲到。

在他看来，城市公共艺术的总量是远远大于乡村的，并不是说现代城市已经没有空间或者不需要，之所以当下乡村公共艺术发展会如此火热，是因为其处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公共艺术进入乡村，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并且很多实践也是不成功的，这也是举办此次论坛的目的所在，就是理论界和专业领域要直面当下存在的问题。

马钦忠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城市肯定还是主流，公共艺术乡村热是多方原因促成的，但并不代表乡村公共艺术成为主流，公共艺术的主流一直是在城市，因为乡村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任何人在这里都可以去做，但城市不一样，有非常多的限制。”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悦笛看来，现在大家最大的感受是，都在乡村进行实践，其实城市和乡村都没有建好，城市反而更需要好好建设，因为乡村是城市的投影，他们会照搬城市的模式，当把一套不是成功的城市模式照搬到乡村之后，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付出更大的代价。

小区制度和公共空间的新型互动关系

不同于文章开头谈及的曹杨新村的老旧社区，在社区建设越来越同质化的城市里，越来越多新出现的商业住宅小区也开始尝试公共艺术项目的规划，比如广州时代玫瑰园就是很好的案例。

作为商业社区的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商业社区的代表，在社区规划中便已经考虑要增加社区的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为了实现这一规划，广州时代玫瑰园邀请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在时代玫瑰园第三期组团内设计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邀请家琨建筑工作室设计公共文化交流空间系统及景观。

首先，他们试图在中国当下封闭的小区制度和城市公共空间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设置一条架空步行桥从第三期组团内院上空立交而过，连接起由库哈斯设计的时代美术分馆。位于组团中心，由家琨建筑工作室根据原旧房改建而成的交流中心。与第三期组团隔街相望的现有展厅。架空步行桥形成一条打破了小区封闭性的公众小路，使三处空间成为一个穿越小区的完整公共空间系统。

架空步行桥的引入使小区园林既为属小区内居民共有的私家园林，同时又可供公众观赏，成为城市公园，探讨了私家园林和城市公园重叠共生的可能性。艺术家徐冰为此步道创作了声音装置，利用往来者的声音作为声源与空间发生互动。

在景观设置上，建设环保节约型水景区，跌落状湿地水塘水源通过收集雨水取得，逐次跌落，层层过滤，使雨水成为清水，成本低廉，可以保证水景系统的良好运行。基础设施景观区，以埋于地下的污水处理站、平台，基础，阶梯，坡道，管道，沙坑，土层构成，剖露出常常被人为掩蔽的认知内容，是一组在茂密竹阵中穿插跌落的迷宫式景观。花卉养植景观区：七片小花园，可供业主选择养植区域，促进居民的交流。硬地户外活动区：设置红色混凝土折板式舞台，并利用坡地作为看台，形成表演场地，为小区居民提供一般发展商常常回避或忽略的集会活动场所。

在北京大学教授翁剑青看来，这种设计连廊为邻里间的相互守望和日常联系提供了舒适而宽敞的社交空间，因此非常适宜社区的中老年人和少年儿童平日里的休闲、文化娱乐和邻里间的交往活动。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犹如法国城市社会学家伊夫·格拉夫梅耶尔把这种相互依托、支撑和密集性交往的城市社区形态指称为一种“城市里的村庄”。“城市里的村庄通过邻里、亲情、友情及职业团结等多种纽带联接居民。”中国大陆一般在非政治性的非官方性的活动中缺乏活力，这种设计恰恰可以从一定角度上弥补这种缺陷。此类社区的艺术介入与景观设计，有助于社区环境的美学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有助于集体生活的培养。

此外还有政府行为的社区艺术介入，比如北京城南金鱼池社区；与文创产业园区整合的社区公共艺术，比如深圳的华侨城社区，以及短性期及节日性的社区公共艺术。他表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区主要围绕的是市政广场和CBD和一些地标性的城市的入口处设计，当下公共艺术的建设需要更多地和平常人生活社区更多地关联，这样的话才能使得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更为贴近。

近20多年来大陆城市建设中最为显赫的建筑景观大多当数各地区政府的行政办公大楼、银行、商厦以及城市中心地带的广场或主要干道的装饰和美化工程；相比之下，普通市民生活社区的公共设施、景观美学及艺术文化的建设则在总体上显得滞后和普遍性的欠缺。尤其是老旧社区的情形更显突出。中国大陆的城市景观和公共空间的形态更多地显现了国家政治和商业资本活动的内涵与需求。而随着城市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本世纪初期的城市社区营造中，艺术和景观设计的介入状态较前有了一定的变化和起色，而有关的社区艺术个案的情形和类型各有差异，它们出现的机缘和基础，主要依赖于城市经济的扩展、房地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带动，以及政府的某些文化政策（如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等）。

老旧历史街区如何实现“安住”？

在2015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中，杂院公共空间营造项目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无界工作室的三位设计师谢晓英、童岩、黄海涛接受挑战，选择了杨梅竹斜街66-76号院作为改造试点。这是一个北京胡同的大杂院，共有五户居民居住，有“老北京”，也有迁入二十年左右的新原住民以及暂住的流动人口。大杂院里的公共空间是一个由于居住空间扩张挤压而形成的一条长66米，最窄处仅1米，最宽处不足4米的过道。比邻而居的人们对这条原本就局促的过道进行了空间的“争夺”：晾晒在室外的衣物，临时堆放的垃圾，杂乱的电箱、电线、电表、室外空调机，有安全隐患的遮雨棚，以及居民自建的简易储物带、植物带都侵占了过道，既不美观，更影响邻里和睦。最里间的76号是保安院，狭小的空间里生活着8位保安，每天还有20位保安来此用餐。

三位设计师深入研究了五户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力求在设计中真正实现“安住”。王家拥有66号和74号两间屋，一个是临街商铺，另一个未来打算经营客栈，而78号的项家要求夹道宽度能过一辆三轮车。设计师于是修整了院子的建筑散水，收纳电线、改造储物空间以保持环境整洁通畅，还为院门口加装了富于设计感的复刻门牌，吸引游客驻足。76号的外院里住的是魏家祖孙四口，老人腿脚不便，喜欢在院子里晒太阳、种菜，小孩喜欢在这里玩耍。设计师改造了不平整的路面，并在魏家门口装上扶栏、座椅，将占用空间的花草改为墙面种植，见缝插“绿”，为孩子们留出活动的空间。而大杂院最深处的保安院，设计师为保安小哥打造了可收纳上墙、灵活取用的移动桌椅，解决了他们没地方坐下吃饭的难题。

在走访调研中，设计师们发现，种植是大杂院居民的共同爱好，王家用种植来美化环境，以期增加客流；魏家爷爷曾将院子里种植丰收的倭瓜拿出来与邻里分享；而里屋的保安小赵用三块砖头砌成简易的花池，种下了一株月季；武汉来的罗姐负责给保安们做一日三餐，平日里也时常帮邻里照看院里的植物。设计师谢晓英据此提出了“共享花草堂”的构想，以每家每户淘汰的日用废弃物，如饮料瓶、奶粉罐、酒瓶等搭建成种植带，旨在借由种植来缓解逼仄生活空间带给人们的压力，同时搭建社区里的新型社交。

“当我游访距北京昔日‘皇城根儿’及与城市南北轴线极为接近的传统民居及一些商住混杂的里坊群落‘大栅栏’片区时，被其自明清及民国以来‘堆积’和留存下来的历史性城市街区的景观所吸引和触动。这主要是由于它在几百年的风雨洗礼下，正从一个曾经商贾云集、万方杂处且雅俗并存的都市文化汇聚之地，转而成为现今北京及外来的普通居民抑或经济地位较为下层的民众的栖居之地。昔日的繁华与缤纷早已随着历史的烟云而消散。”翁剑青讲到。

他表示，北京大栅栏胡同片区在近十年来，陆续有政府部门进行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及老旧社区景观改造运动介入。现在，此片区新开设了一些配合北京历史性胡同景观旅游需要的时尚商业店铺、咖啡店、饭店，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大都市猎奇性旅游与时尚消费体验的热点地区，对于生活在此地、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它们的存在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及公共文化生活带来多少实惠或文化福利？而老街区的改造和资本介入又给投资方、外来商业人口及当地的管理方带来多少利益机会呢？在这种快速的、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经济重组中，一些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担心其间可能会产生“士绅化”现象，在空间、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组与利益博弈中，在过度挤压或剥夺当地普通市民阶层原有的生活方式中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与利益。

大栅栏片区诸多胡同群落中的公共交通空间，以及供社区居民共享的公共空间十分狭小和稀缺，由于其空间及历史条件，诸如各地新兴的房地产运营中形成的社区空间形态及其艺术的介入方式，均不可能在此地模仿性地置入（如建立社区的花园、水体、广场、文化会所并置入雕塑、装置等艺术形式）。并且社区自身的公共文化活动、娱乐交往空间和环境建设，也不具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可供公共决策的专项艺术经费来源和制度性条件。

而“安住”项目或许是比较好的经验，从过去的经验中可见，我们在对于社区文化的观察中，往往会忽略一些看似细小的、日常性的、差异性的社区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诉求，而是注重形式化、概念化及口号化的艺术主题的发掘，以及物质化、视觉化的艺术形式的表达。这样所形成的公共艺术的语言和形态往往是居高临下的、物态的、形式的、临时性的，或者宣教性的，当然也往往企求艺术作品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如纪念性雕塑、景观建筑或实体材料的装置等形式）。因此，在注重公共艺术的物质化、感官化和固定化的同时，反而在介入社区空间时失去了更多与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公共交往行为和社区生活习俗的深度互动，失去了融入生活过程的参与性和鲜活性。

“安住”的方式是策划方激发社区居民以宅院门前及街道的植物栽培与展示活动，带动街区居民的生活意趣、经验交流和社区归属感。使诸多具留有丰富的生活记忆内涵的废弃材料建构成装置艺术，并通过街区居民自愿参与的播种、植栽、观赏以及果实的分享等行为过程，体验和增进居民之间的互动交往。以此续写社区的故事和普通民众生活的趣味。同时通过策划人的介入使之进入更大范围的公共传播效应，此社区的植物栽培经验和花卉展览活动，纳入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如策展人所言，此次活动本着“没有成本，没有设计，没有‘创新’、没有刻意的视觉营造、没有环保主义的说教与劝导，只是展示普通居民的种植经验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智慧”的构想，增进了此老旧街区居民的交往和日产生活景观的呈现。此次活动参加了2016年5月举办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展览，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

公共艺术最终是要回归生活

翁剑青谈到，在这些各有差异的情形和类型中，可以看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和问题，有益的经验：艺术的社区介入，已经逐渐关注形式美学之外的因素，如有关社区的文化形态、生活空间与公共设施的营造以及对于居民交往行为及其方式的适应性介入。同时包括了社区艺术的多样性发展，不再是纯粹的政治宣传和纪念性艺术的手法，而是结合社区的条件和需求进行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艺术和设计的介入方式，以建构具有生活美学和人文环内涵（人性化）的社区公共空间，有利于社区文化品质的提升。

存在的主要问题：社区公共艺术建设的资金和程序，缺乏制度性保障；社区艺术的介入过程中缺乏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和民主商讨；缺乏社区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内部机制和人员的培育。大多数社区的艺术介入还停留在偏重于单纯的视觉美化以及投资方的商业利益。而欠缺与社区日常生活及社区（市民）文化培育的密切结合。另外在已有的社区公共艺术中，也欠缺后续的管理和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建设。

以上这些经验和问题的呈现，客观上都与社区自身的民主制度、社区自治精神和美育文化的培育有着整体性的内在关系。这是现代城市社区公共艺术在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生态学和生活美学领域的反映和延续。而当代国际间典型的公共艺术的交流语言及运作方式，往往都体现了艺术与大众的生活问题、地方的观念性问题的密切关系，并体现了这些艺术在揭示、回应或试图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时采用的形式语言的适切性与独特性。当代公共艺术的创作与社会介入的发展趋势，并非向着概念化或外在形式的视觉审美发展，而是向着揭示不同地方和社会诉求、演示与交流公共生活领域的非物质性观念意识的方向迈进。

在刘悦笛卡看来，在中国新型城市生态中，大家关起门来相互不交流，公共艺术应该会到生活美学的层面，不能与民众的生活脱节，要融入到大众本身的生活中去，“所以我经常说，不要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要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从后果推前因，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或者项目才能有根基。日常生活才是公共生活和公共艺术的关键词。”

比如很多乡村改造项目是去审美化的，那么做，很多是不可逆的，需要整体的规划，所以这时候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 目前缺乏顶层的设计，大部分城市发展，没有考虑到每个区的变化，比如北京的南城，是很明显的具有本土文化的地方，长安街就是行政区域，这些都没有做很好的区分，所以一定要有强力的顶层设计介入。

第二是立法规范，商业开发要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公共艺术建设，当下城市公共艺术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立法，因为立法之后会有一个制度规范。城市规划中，应该有政府、民众和商业三方的介入，民众有参与和投票的权利，政府做顶层设计，市场投入资金，在这个结构里面相互互动，形成良好的机制。

刘悦笛表示，失败的公共艺术就是和生活没有关系，当代国际公共艺术奖的评委们也比较赞成这一点，强调让人到空间里面去交流，尤其是多种族，各种文化里面的人要形成一种深入的交流。公共艺术强调互动性，交往和介入都讲的是人和人之间，能够在公共艺术中找到活生生的生活。

趋于生活化及应用性的新建社区公共艺术，结合政府行为的社区艺术介入，与文创产业园区整合的社区公共艺术，艺术实验项目介入下的社区公共艺术，短性期及节日性的社区公共艺术等公共艺术形式是目前城市公共艺术的主流，相信随着越来越多专业力量的介入，公共艺术的发展会更趋理想化和制度化，有城市公共艺术的范本在前，乡村公共艺术也将会迎来更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