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上，Banksy的作品《女孩与气球》（Girl with Balloon）拍出了100万英镑高价。在成交的当下，画作被画框内隐藏的碎纸机所毁，但是作品价值却丝毫未受影响，其价格反而加倍增值。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KAWS的作品《THE KAWS ALBUM》以超亿元港币成交。6月KAWS与优衣库合作的联名款衣服遭哄抢，二手市场上价格翻至两倍乃至十倍。

这些年来，人们对这些艺术家的热捧与追逐，让作者不禁思考，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才是有价值的艺术家，如何打造或评价一位艺术家。 在这个消费的时代、科技的时代，什么是艺术、艺术如何发展一直是备受讨论的问题，什么样的作品有价值、什么样的作品具有收藏意义则是市场和藏家关心的问题。

出自清初画僧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不免在这种情况下又被各位学者、评论家或是艺术家拿出来力证自己的观点。其中，不少争论集中在“笔墨当随时代”中“当随”二字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当”是“应当”，笔墨应当随时代变化，随大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是“倘”，笔墨倘若随时代变化，就会一代不如一代。本文跳出以上两种观点的争论，落脚于“时代”，结合当代艺术现象来另解“笔墨当随时代”的意义，并提出打造、发掘有价值的艺术家的可能性方向。

一、“笔墨当随时代”的三种解读

支持艺术创新的人认为，“笔墨当随时代”是鼓励在不同时期变革中国书画创作的意思，艺术创作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应该要反映一个时代的特色和人文思想。缺乏创新地一味抄袭或模仿前人的作品只能被历史的脚步所掩埋和淘汰。

在这种观点下，不少中国画艺术家尝试借用西方的油画技法，或是改变用笔、用水、用墨，或是在色彩上大做文章。但是，这得到了许多业者的批判，认为中国书画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沉淀，已形成了稳定的艺术形态，用墨讲究干、湿、浓、焦、淡，技法讲求皴、擦、点、染等。如果为追求创新而失去了这些最根本的元素，那么中国书画这种艺术形态也就消失了。

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不少人持“模古”的态度，认为要从模仿古人中汲取营养，从古人中学习创新。他们认为，无论哪种艺术形式确实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但当下的创作以反传统或是脱离传统来进行创新和获取视觉冲击并非长久之计，不是正常的艺术发展。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的盛行，很多艺术的创新都流于形式的变化，并无法触及观者的内心，无法让观者反思现实生活中的庸俗现象。艺术审美价值的标准不是“新”或者“旧”，而是文化品味和艺术水平的高低。虽然以上论述部分内容是以中国书画是否应随时代变化为讨论对象，但也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对艺术是否应随时代而改变的态度。

本文不谈“笔墨”，而是从放眼整个艺术界，书画也好、油画也好、装置也好、新材料也好，除了所需的创作材料和表现方法不同，其核心的创作理念仍可以看作是一样的，都是人文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无论是以上两种解读方法中的哪一种，都过于纠结于“当随”的解读，这两种都存在着 “病在举笔只求花样”或“师古人之迹，不师古人之心”的弊病。是不是应该随时代改变或不变的争论已久，本文则跳出该争论，更多地谈谈对“时代”的解读。

 半个世纪以来，艺术与经济的边界愈渐融合，艺术生产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在技术、市场的介入下明显加快了速度，曾经需历经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来确立艺术大师的创作价值和历史地位，而如今，大众媒体的传播和艺术市场的快速运营使得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成名变得“速食”，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声望变得泡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造、发掘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1930年，傅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塞尚》一文中提出，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人物，而时代的人物等于“永久的人物＋现在的人物＋未来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时代的先驱者，既有坚强的勇气面对现实的不满，又有敏锐的眼光遥瞩未来。傅雷的文字为本文解读“时代”做出了很好的铺设。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消费时代，要找到经得起时间淘洗的艺术家及其作品，需要从三方面来考察，一是当下性，二是永久性，三是未来性。

二、现在的人物——当下性

石涛曾言，“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之我之腹肠”。这强调了艺术所表达的内容与精神的当下性。艺术作品是集创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于一体的综合表现。

柯林伍德曾说：“审美个人主义把艺术家看成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具有独立自足的创造力。但是因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所以在从事艺术创作活动时，也如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活动般，都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完成的”。所以，艺术作品也进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

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当下性体现在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艺术家不能只关注自己，脱离生活，闭门造车。艺术家都是生活与生存在当下社会中的人，艺术家需要体验生活，找生活中找题材，反映当下的社会及人们的生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艺术经典，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体现或表征了某种时代精神。但无论艺术作品的表象如何变化，绘画情节不变，这些情节是艺术家受社会性审美的影响受时代文明影响而形成的。观者从艺术作品中总能感受到作品创作年代的风貌。

比如，罗丹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忍辱负重、现实生活的内涵写照，其作品《思想者》达到极致，这不仅因为他的技艺完美，更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初对现实所起的改造世界的作用。瑞士艺术史家海恩瑞在《艺术史原理》一书中写道：“不存在某种能适合所有时代的艺术形态与风格；艺术作品及其风格、形式特点的形成，不仅同艺术家的个性有关，而且同他浸染接续的时代精神有关。”

此外，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也曾说到，“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幅画，一出悲剧，一个雕像，显而易见属于一个总体，就是说属于作者的全部作品。人人知道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作品都是亲属，好象一父生的几个儿女，彼此都有显著的相像之处……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生产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和艺术家家族……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两位学者都支持了艺术家及其作品当下性的重要性。

除艺术作品需要反映当下之外，有时也是当下时代的变化促使了艺术的发展。纵观欧洲绘画艺术的历程，十九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时期，绘画艺术一直是宫廷贵族、宗教的专有品，记录的是国王的某场胜利，或是将自己入画留给后世。直到1839年，法国学者达盖尔发明了银版照相法；1861年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发明了世界第一张彩色照片，技术的进步使得功能性绘画消费群体逐渐离去。

另外，工业革命带来了“New Money”，高收入人群变多，艺术消费群体的口味变得复杂多元，这使得艺术界开始了个性化创作时代。以波普艺术代表人物Andy Warhol为例，安迪未曾宣称过他的艺术有多么的伟大，但他却清楚地知道他的艺术详尽地记录了那个时代所展示的人、产品和事件，忠实地反映了美国梦，并将美国梦加以美学上的创新。沃霍尔与当下性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时代对沃霍尔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而沃霍尔从小就是一个电影迷，每周六都去看电影。这为他日后追星并热衷为明星画像打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则是沃霍尔作品题材的选择与当下社会紧密相连。“沃霍尔不仅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是最伟大的道德家。他有勇气超越先锋派的陈词滥调而独树一帜。他揭露我们时代的疮痛而不是掩盖和美化这些疮痛。”这是一位前苏联评委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了沃霍尔所做的广告画后所发出的赞叹。

他选择可口可乐和坎贝尔汤作为美国社会形象，是因为身为移民后裔出身贫寒的沃霍尔为实现美国“人人都有可能变得富有和成功”的梦，以消费这一手段进入寻梦，即使买不起美国凯迪拉克车，但总该喝得起已走入寻常人家的可口可乐和坎贝尔汤，穷人和富人所买的都一样，在这方面，金钱并不能给人任何优势。

沃霍尔虽简单轻浮并刻意刻画这些形象，却体现了当下时代的重要象征意义，他戏剧性地图示了美国文化中的物质主义、坚强的消费者主义以及美国文化中所热衷的广告包装事业和促销手法，并借这些戏剧化手法给予美国梦一种嘲讽。

沃霍尔早期创作的作品较为“中性”，之后便转向选择那些感情沉重的主题。他钟爱及时新闻，喜欢从报纸头条中找题材。比如，《死亡与灾难》作品系列的画面就取自种族冲突、车祸、原子弹、电椅，以及肯尼迪刺杀案。他扒开新美国的外衣，揭示了它阴暗的一面：高速公路上到处散落着车祸后留下的汽车金属碎片，一起起令人通信的自杀时间，危险的犯罪分子，还有政府在执行死刑时所有的电椅给人带来的战栗和无望。沃霍尔的创作方法也体现了当下性，他采用丝网印刷的方法，出货很快也很时髦，完全体现了当代人的感受和商业气息，沃霍尔以自身的艺术活动宣告了消费文化时代的所谓后工业时期的来临，那就是庸俗、浅薄、身体享受和狂欢，媒体担负着社会群体的组合和重整，精英时代逊位于时尚和新潮的怪异竞争时代。深度成了昂贵的个人自我享受的奢侈品，标榜肤浅成了所有人认同的新的伦理风范。

这些年被大众追逐的Banksy或是大众热捧的KAWS，街头艺术出身，均从作品内容和作品形式上对当下性有所回应，很多作品都是在富有创意地反应社会问题。比如图1和图2两幅Bansky的作品，均在讽刺当代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生活的侵犯。又比如图3作品，女孩试图牵着气球越过隔离墙，这是Banksy在巴以隔离墙上的反战作品，让观者对战争多了一种视角思考。KAWS今年在首尔、台湾、香港等地开启的”KAWS: Holiday”世界巡回展，也是在试图通过自己的雕塑作品与当今的社会工作生活对话，正如他自己所说，“希望能夠看見上班族在工作途中突然遇見我的作品，以突破日常生活的框架”。

中国艺术强调当下性则自古以来就有，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现了当下北宋的社会风俗，北宋王希孟所画的《千里江山图》记录当下徽宗时期的山河图，青绿山水的呈现和万物合一的主题，还反映了当时宋代皇室受道教养生修仙长生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蒋兆和于1943年所作的《流民图》深刻地记录了流离失所的民众饥寒交迫的情境。到了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艺术与社会政治成为了主要主题。从九十年代至今，艺术与商品化、艺术与本土化和全球化也加入到主要命题之中。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和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都是对文革那个时代的表现。他们所不同的是表现手法，王广义还原“文革”时期的粗糙，张晓刚讲究绘画性，将光、鲜、亮与隐痛的记忆表现出来。如今，很多社会现象值得用艺术的表现形式记录下来，比如山东画家宫庆桢尝试以一幅表现快递小哥工作状态的作品来反映当下的街道生活。现在充斥着媒体的选秀节目、网红现象不禁也让人思考艺术如何对这种现象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