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在上海政协举行，今年适逢中国近现代知名政治家、教育家、一代草圣于右任先生诞辰140周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于右任草书千字文》。于右任之子于中令、谢稚柳之子谢定伟、《于右任草书千字文》的原藏者刘雅农之子刘冰均参与座谈会回忆父辈的交往。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回忆了父亲生活的点滴，勾勒出一个胡子打结睡觉的、生动的于右任。

澎湃新闻获悉，“为万世开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铭，一生写了约上万件，他一心希望两岸统一，天下太平。“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对联。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国台北辞世。他1906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追随孙中山“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思想，支持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1949后，他旅居中国台湾，却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葬于台北阳明山。他写下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表达故土之思、黍离之悲，影响深远。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还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书法家和诗人，他曾参与创办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他著有《右任诗书》《右任文存》《故山别母》等，并有大量书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广标准草书方面贡献巨大。1929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编写《标准草书》《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等。

他先学楷书后入魏碑，倡导《标准草书》以文字的规范来提振国民的文化精神，并提出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大原则，对书法界和社会书写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草书容易辨识，成为标准草书的楷模。
据于右任之子于中令在现场回忆，他的父亲每年大约写6000余幅书法，而在父亲过世后通过他的日记得知，其实每年的数量为7000余幅。他还笑称：“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岁开始，我每天在父亲的书桌上练一小时书法，如果每天不占用书桌一小时，每年书写的书法数量应该会更多。”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回忆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书法三个方面的历程与贡献，并表示于右老与上海关系密切，上海将加强对于右任先生史料、书法的发掘与研究。会上同时展示了长卷《于右任书草书千字文》，据悉，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书草书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祝君波作序。

刘雅农之子刘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与《千字文》也颇具渊源，据悉他曾收集各种版本的《千字文》三百余种，反复阅读、临摹、借鉴和创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诞辰140周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书千字文》一书，该卷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落墨千言，笔势纵横。

书后有刘雅农题跋所记，“开先吴公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赐者，余追随开公有年，以道义交。公知余酷好书法，临别承公割爱转赠，敬谨拜领乃付装池并跋数语致感忱，雅农年八十又三书于来青簃。”

该卷后传于刘雅农之子刘冰，刘冰于2010年将该卷《千字文》捐给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居洛杉矶的刘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并介绍了该卷于父亲的渊源：卷后题跋中吴开先是民国时上海名人，曾任社会局局长。迁台以后，曾任世界书局董事长，父亲刘雅农先生于1948年赴台创办台北世界书局并任要职。退休时吴开先赠此卷《千字文》以答谢。父亲辞世后，该卷传到刘冰之手。

当时于右任故乡陕西三原筹建“陕西于右任纪念馆”，本想将此卷《千字文》捐赠给纪念馆，但考虑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有更好的研究和储存条件，故最终于2010年将该卷捐赠给陕历博，并另捐赠一对家藏于右任楹联作品给于右任纪念馆。

“现在市场上于右任书法的拍卖价格不低，很多人觉得我‘亏了’”，刘冰半开玩笑得说，“我现在生活在美国，我的儿孙辈不识中国书法，未来他们未必当宝，我还是觉得捐给国家、由国家保管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于右任之子于中令：父亲是个很和气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上，最重量级的嘉宾便是于中令，他1939年生于重庆，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随于右任去中国台湾，1963年，赴美留学，后供职于科学界。

在会议前一天，于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谈他印象里的父亲。

而在座谈会上，几乎所有人都希望通过他了解到一个更具体的、作为父亲的于右任，想一探书本上的于右任与儿子眼中的父亲是否一样。于中令几乎有问必达，遇到不清楚的问题，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中令讲了几个故事，让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众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标志性的胡子，所以又称“髯翁”：“他的胡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开始留的，睡觉的时候就打一个结。”

“父亲写字写得很慢，临《郑文公碑》《景太和馆皇象急就章》，我小时候也临，父亲会在我写过的纸头背后继续写。” 于中令回忆说，“父亲写字用砚石舔笔，由家里副官研墨，墨未用尽就搁着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亲的砚台洗干净了，父亲扰我不懂宿墨之好。”

“父亲写书法写招牌从不收费，在中国台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里餐钱拮据，父亲向老副官借钱过渡，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被记者知道并登在报上，父亲很不高兴。”于中令还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烟的相对便宜。有一回蒋介石在台北的冬天来家里，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烟的炭火，于是蒋介石送了一个电炉，并关照“如果觉得电费贵，由‘总统府’来承担。”

因为都喜欢诗词和书法，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且有交往。

此外，“父亲是个很和气的人，家里大门几乎不关，希望随时可以帮到需要帮助的人”，而 对于子女的教育，于右任并不过多干涉，于中令后来的专业也和文史关系不大，学了理工科。

于中令同时还提到了于右任的书法对日本的影响，通过年过80的儿子对父亲点滴的回忆，也勾勒出一个胡子打着结睡觉的、生动的于右任。

谢稚柳之子谢定伟：敦煌研究所的创办与“于右老”直接相关

自1940年至1946年，谢稚柳是于右任的秘书，1940年谢稚柳31岁，于右任62岁。当时的秘书长是程沧波，章士钊、潘伯鹰、沈尹默、乔大壮都聚集在于右任的“监察院”中。这样的环境对日后谢稚柳的艺术和为人影响很大。1942年，于右老长子于望德结婚，谢稚柳画了巨幅荷花道喜。

谢定伟尤其提到了谢稚柳、张大千与敦煌：
1941年，张大千去了敦煌，到了敦煌后他写信邀谢稚柳也赴敦煌，且一去预计一年，对此于右任十分支持，不仅准假，还写信给西北方面，希望保护和照顾两位年轻人。“张大千和谢稚柳在敦煌的时候有几名当兵的保护，有次晚上在村里遇到土匪，有经验的当地兵丁提醒关灯、不要发声音，他们躲在漆黑的屋子里才躲过一劫。” 谢定伟说，“1941年，于右老也到过敦煌，并建议设立‘敦煌研究所’，1944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首任院长），这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敦煌研究所的建立和于右老有直接的关系。”

而在于右任、谢稚柳、张大千的交往中，还有一个时常出席的人物——张目寒。他长期追随于右任，同时也是张大千的义弟。张大千给张目寒的信件都会在问候于右任，于右任生日，张大千通过张目寒赠祝寿图。谢稚柳和张大千关系密切，在他们的来往信件中也经常提及张目寒。“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通1950年代，大千给张目寒的信，其中就提及自己在乱世结识了谢稚柳，并称‘谢稚柳虽恃才傲物，但于髯公却对他优待又加’。” 谢定伟说。

在书法上，于右任艺术和内容并重，在抗战时期鼓舞人心，“为万世开太平” 于右任写了上万件，他一心希望两岸统一，天下太平。“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对联。

除书画艺术外，复旦大学研究院傅德华也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于右任的一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活动，办学办报；最早提出国共两党 “和则两利，分则两损”；以诗言志，表达要抗战到底；他鼓励国人买中国货、鼓励青年学生自立，并对自己生活过的上海作出了很多贡献，并寄予很大希望。他的晚年诗作《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道出了希望两岸统一，渴望回归大陆，道不尽对祖国和民族直白而深沉的爱。

“于右任文史与书法座谈会”由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