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首届“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FutureLab，简称教博会）在上海西岸艺术中心开幕。同一天，教博会团队举办了“全球校长论坛”，国内外艺术学院院长以“在艺术学校里必须学的一件事”为主题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经验。

高世名（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在艺术学院里应该学些什么？在今天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局当中。技术正在加速，世界正在加速，我们正在切身参与一次极具颠覆性的技术和认知的变革。同时我们也共同在见证一个哲学、艺术、技术、政治和伦理都在全面重构的时代。

对艺术教育而言，教与学、艺术的感性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甚至人的形态和自我的意义，都正在这场技术的加速度中被重新定义。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想象一种艺术教育的新方式和新框架？对新方式和新框架的想象，未必是一味地瞻望未来，未必一直往前走，有时候也意味着要回溯本源。中文非常古老的“艺”字，原初的写法本来是一种种植和培育，这在我们艺术与教育那种原始的关联性，二者都统一于人的成长与培育。

在二十一世纪最初二十年，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这需要我们重新回归到艺术和教育的本源，就是关心自己，并且重启一种自我的“技术”。当下艺术和教育的根本责任，就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推进人的发展。为此学院和教育者们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思想空间，需要重新思考艺术和教育、创造与传播、生产与消费、社会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需要共同追问面对技术、信息、资本网络，如何重塑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教育，作为一种仁学的艺术和教育应该如何展开。

在中国美术学院有三种不同的教育观在同时起作用，第一种认为学院提供的只是土壤，园丁的工作就是培育土壤，让土壤尽可能养料丰富、成分多元。第二种是“锻炼说”，认为艺术教育就像锻钢打铁一样，在敲打中把铁中的杂质逐渐剔除。这种艺术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创作的过程。第三种是“感染说”：艺术中最根本的东西是无法教的，只能唤起。这种意义上的教育像是某种心情的传递，甚至像是医学上的“感染”。通过这种感染，一个人开始变得善感、不满，开始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渐渐渴望改变。

学院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种种不同的世界观，在世界观的交互中激发他们想象世界的能力，让他们对事物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慢慢地呈现出来，让他们逐渐体会到有那么一些眼光、做法、感觉，甚至活法。这个意义上教育问题就是艺术问题，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是艺术家和他观众的关系，而是艺术家和同行的关系。

我认为目前在艺术学院中最应该学的就是成为自我的创作者，因为艺术教育的过程首先就是创造出艺术主体性的过程。当然艺术家的目的不只是创造自我，他还要改变世界，这两者息息相关。

最后我想以不久前去世的校友、艺术家黄永砯的三句话作为结尾：1.艺术是一种危险的生活；2.创造力从来不能单独存在；3.艺术必须超越艺术本身。

纳仁·巴菲尔德（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副校长兼教务长）：

很多传统认为学校的目的就是传授技能，让毕业生变成艺术家，让他们在工作场合当中成为一个成熟的专业人士。而在艺术学校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加了理念、思辨精神以及表达的能力，确保这些大学生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我觉得美术学校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获得文凭，而是培养一个问询的精神，这将会是终身学习的关键。

我们如何为学生应对明天的挑战做好准备，让他们在接下来四十甚至六十年当中取得成功？我们如何确保他们在美术学校当中通过对于昨天技能的学习解决明天的问题，尤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我们将会应用自动化、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规模的定制化、材料科学、嵌入式的技术以及零碳等新技术。

美术学校最应该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变得“不合理”，如何变得“难搞”。这种精神能够带来进步。美术学校最重要的并不是展品、艺术品，虽然这些展品很有可能是跨世纪的，但是这些艺术家本身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邱志杰（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有三个方向，首先是实验艺术专业，这个实验艺术专业是做绘画、装置、影响；第二我们有科技艺术专业；第三个方面叫社会性艺术方向，这个做实验剧场，做乡村建设项目，做大规模的社会接入和社会改造，关心儿童创造力开发、艺术治疗、日常游戏等。

艺术学院作为一个教育机构首先要培养人。今天世界的发展，使我们今天教给他们知识的内容，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可能已经变得过时，因此今天的艺术学院要教授的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全人教育”，这种教育的理想其实是文艺复兴的理想。

此外作为研究机构，美术学院有历史提出一个理论建构和教学体系的建构，对于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新艺术史的建构。作为一个社会装置，艺术学院重新建构我们和社会的关联。今天的艺术生产已经过多地被过于成熟的艺术体制绑架，我们的艺术家甚至非常难想象自己可以在画廊、美术馆、双年展策展这个系统外工作，这也是我们社会性艺术方向设置的重要原因。

斯图尔特·班尼特（爱丁堡大学爱丁堡艺术学院前代理院长）：

对于我们来说，在设计艺术学院学习的知识是什么？在艺术和设计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目标，艺术设计教育可以是非常糟糕的、痛苦的，可能让你会怀疑自己，开始对自己评头论足，可能会让你自己和别人拉开距离，毫无疑问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需要学的是连接性，社区对我们来说非常关键。整个大学学院也需要和世界进行连接，需要影响别人。有时候我们学校相应的专业其实要在不确定性当中往前发展，我们需要抗争这些舒适区，抗争这些不知道的情况。

以我们2019年做的项目“未来图书馆”为例。这是2014年在挪威种植的一大片森林。到2114年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些树木制成的纸张来印刷100本书。那个时候很多参与项目的艺术家可能已经去世了，但是到那个时候的学生，可能会在图书馆当中读到相关的项目与成就。

娄永琪（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院长）：

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同济设计教育的范式转型。我们有包豪斯的传统，建筑和设计70多年都是合并在一起的。2009年的时候同济大学将我们的设计学院和建筑学院、规划学院进行分离，建立全新的学院，这个学院命名成为创意设计学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同济大学的设计和教育开始更多关注于创业，并非纯艺术。

我们希望有几个相应的领域，第一个是科学和技术，第二个领域是社会创新。我觉得比排名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开始创造更多的东西。2007年的时候我们只有三个院系：工业设计、环境设计、媒体和传播设计，2007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创建一些新的项目，包括交互设计、战略和管理，2017年的新项目是AI和数据设计，之后我们做了一个企业家精神创业。我们还有实验室支持我们的教育和相关的研究。

我们把今年的同济设计周主题定为“新十年环同济设计周”，有很多的展览。每年在同济设计周，都希望开发一些新的设计领域。我们做了一个双年展，主题是“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用各种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解决怎么样更好和真实世界的挑战连接，怎样解决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性。我们不仅仅提出问题，而且希望能够解决相关问题，在方法论的角度找出我们的创新。我们希望能够将设计教育和中国最大的一些挑战进行连接。

我们一直和公民创造互动，这些公民不是我们的学生，但是他们却是我们生态体系非常重要的部分。讲到未来社区、未来校园的时候，它不只是学校里面的空间，重要的是关乎如何将教育拓展到整个社区，直到拓展到整个城市。

201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设计介入项目，我们做了许多新内容和新活动。比如说玻璃工作坊从校园当中带到街头，我们也在街头的空间创作了一个当代珠宝设计的工作坊等等。现在40%的设计空间已经是和社区进行整合的，不是我们校园自己的一部分。我们201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八分钟半径”的圆形生活街区，当中我们会做一些聚落，这些聚落关注的就是技术创新。我们会让学生和教授走出他们自己的基础研究项目，我们有食物实验室、神经实验室、制作实验室、机器人实验室、声音实验室等等。我们觉得美术学院是为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未来设计创造的。

塞加·霍曼（芬兰阿尔托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副院长）：

阿尔托大学有一个大胆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通过教育、通过为社会施展影响力创造可持续的未来。

我们觉得艺术学院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有先驱性作用。我们大概270多个学生，一共有五个系：建筑、艺术、设计、影视制作以及新媒体。明年我们会是第十周年，会有一个新的战略，当中关键点是社会的影响教育，但是我们需要将可持续性放在所有战略支柱当中。同时我们也关注于人性，特别是一些社会的问题。

必须学习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最终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我自己的观点是首先我们需要想到人类的意识。人类的意识是利用一种非线性的神经网络，将其联系在了一起，建立知识体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合成，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类物种。艺术的作用包括视觉、听觉、表演艺术，在形成这种知识的创造以及心灵相互依存的理解过程当中，艺术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科学研究可以受益于这个过程，利用这些直观的和非线性的过程的艺术过程，产生很多结果，并且允许这些领域发生一些冲突，这其实是一种方式，可以增强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

我们认为变革性的学习理论是最具有先进性的一个观点之一。我们需要具有批判性地反思一个人的假设或者说期望，这是非常深刻的观点转变，通过一群学习者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来产生这样的观点，同时也可以最终实现变革的出现，变革性学习就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自主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