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特纳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视觉艺术奖项之一。近日，2019年特纳奖公布，四位提名艺术家共同获奖，这一局面打破了特纳奖的规则。四位提名者此前发出提议，宣称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共同性、多样性与团结性”。

他们的这一想法始于2019年6月。当时，特纳奖提名者来到了位于马盖特的特纳当代艺术画廊，四位艺术家，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海伦·卡莫克（Helen Cammock）、奥斯卡·穆里约（Oscar Murillo）和泰·沙尼（Tai Shani）此前并不认识。他们坐在面朝北海的白墙会议室里，开始讨论如何向评委提出他们是一个整体，换而言之，2019年的特纳奖不该有某个单独的获奖者。

“我不记得是谁第一个大声说出这样的想法，”沙尼说道，她在此次奖项展览中展出的富有肉感的作品结合了表演、文字和装置，构想了一个后父权时代的世界。“我们都想到了这一点。对我来说，被提名就是莫大的认可。当有人提出那样的建议时，我们立马就团结起来。”

穆里约的作品是令人不安的纸型人像装置，人物凝视着外面的大海，但视线却被深色的幕帘所遮挡。他说道，“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获奖，我都会觉得我背叛了自己的作品和理念，因为我们想探讨的是团结。”

阿布·哈姆丹意识到，虽然和他一起入选的几位艺术家使用的艺术工具和自己的截然不同，但是他们由许多共同点——对于权力、政府、排他和压迫等议题的关注。“如果人们理解我们各自的创作，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说道。他在展览中呈现的影像来自于一个收集叙利亚赛德纳亚监狱幸存者听觉记忆的项目，这些记忆帮助研究者重现监狱的环境，而在隐喻的层面上，又让艺术家对于这些经历产生更深刻的、诗意的理解。

“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创作初衷引起了彼此的共鸣，”卡莫克回忆道，她在展览中带来了一部影像作品，讲述女性在北爱尔兰德里骚乱中的反抗。“我们开始谈论如今的政治环境，我们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可以建立起联系，无论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正如他们在最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言，他们认为让自己置身于同对方的竞争中“会破坏我们每个人为了展现世界的混乱而作出的艺术上的努力。我们各自所处理的议题都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一种抵抗行为，宣称自己是一个集体将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当然，象征主义是艺术家的重要工具，而对英国艺术家而言，特纳奖是体现象征主义的最杰出的平台。

沙尼说，这项提议的通过需要经历一个官僚的过程，“我们对此没有抱太高的期望”。

他们在2019年夏天向运营该奖项的英国泰特美术馆进行提议，提议首先提交给董事会成员，然后上交给评委会。艺术家们并不确定提议会被接受。并在提交给陪审员之前，先向受托人提交。他们根本不确定它会被接受。周二，也就是宣布消息的那一天，评委们如同往常一样开会，他们可以忽略艺术家们的建议，尽管实际在道德上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于是，他们接受了提议，艺术家将评分奖金，每人1万英镑。

在马盖特梦幻游乐园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卡莫克宣读了完整的声明，这是多年来最具政治色彩的特纳奖演讲，对保守党的紧缩与排他政策进行了持续的抨击。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沙尼亮出了一个巨大的吊坠，她谈到了右翼提出的“英国性”这个越来越狭隘的概念。正如阿布·哈姆丹在颁奖第二天上午所言：“在文化上被认可为英国艺术家与登上英国艺术家最高平台之间存在着脱节。”

在这一点上他们每个人都有私人的体验。阿布·哈姆丹有英国护照，却居住在贝鲁特，部分原因在于他的黎巴嫩妻子很难在英国定居下来。穆里约生于哥伦比亚，他曾将自己的英国护照扔在飞机的厕所里，以反对护照上所赋予的特权。沙尼是犹太人，她讲述了“反犹太主义如何被右翼所操控”。卡莫克认为当前的分裂和种族主义是“某一种危险的复苏”。

艺术家应该涉足这样的领域吗？为什么不？所有的艺术都是政治性的。但这些艺术家强调的另一点是，他们也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工作并不会与他们的生活、观点以及社会脱节。“我一直直言不讳地讲述我的财务不稳定，”沙尼说道。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因为入不敷出，她非常害怕不得不放弃艺术家的工作。“人们问我，”卡莫克说，“艺术如何能为那些并非来自富裕家庭的人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空间。艺术并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如果人们被排除在其他事情之外，他们也将被排除在艺术之外。”

沙尼还说:“如果人们在艺术上没有得到适当的报酬，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卡莫克则说:“如果艺术脱离了国家教育，成为私立学校的特权，很多人也无法踏入艺术的门槛。沙尼补充道:“还有高等教育和学费。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

你可以提出合理的质疑：如果这些艺术家如此渴望打破特纳奖的规则，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就允许提名?他们有选择的机会，许多人，比如萨拉·卢卡斯就拒绝了这个机会。艺术家们都说他们很荣幸能入围，他们的决定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合作——也许换一年，换一个组合，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但是，卡莫克也指出，这并不是孤立事件。“很多时候，人们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并作出决定，他们要一起跃过终点线。就像黑人权力致敬事件一样（编者注：1968年奥运会黑人权力致敬事件——非洲裔美国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分别获得田径200米的比赛金牌和铜牌后，在领奖台上面向他们的国旗，举起戴着黑手套的拳头，直到国歌结束。）

我们正处于艺术奖项的传统文化权威面临挑战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获奖者选择与其他的提名者一起分享奖金，比如2016年特纳奖获得者海伦·马顿（Helen Marten）。而在2019年的布克奖中，是评委选择了拒绝遵守规则，挑战组织者，将奖项颁发给伯纳德·矮瓦利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和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

沙尼认为这是一种更大的转变的一部分——一种打破权威的普遍情绪，一种看穿公认的权力矩阵并质疑它们的情绪。世界可能正在超越“赢者通吃”的单一奖项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选择一位最佳艺术家的行为。在2019年特纳奖的情况中，人们很难不接受这四个艺术家的真诚，他们没有愤世嫉俗，而是用自己的手段表达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

“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是怎么说的？”卡莫克引用了这位美国诗人、活动家的话，“‘你的沉默不会保护你’，是时候对沉默说不了。”

位于马盖特特纳当代艺术画廊的特纳奖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