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艺术生态缠绕着太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艺术界本身对作品去芜存菁的运作机制有时运转不灵。知性与批判性的艺术探讨常常因为某些艺术家、画廊、艺术机构的利益渗透而被边缘化。与此同时，艺术圈里很多时候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或限于浅层的介绍性文字，或杜撰一套谁也看不懂的话语“阐释”体系，更多的是关于作品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

在学界看来，艺术评论应该是伴随艺术创作发展的，甚至推动、导引艺术创作的发展。艺术家和观众真正需要的艺术评论，是能够指出艺术家看不到的那一面，是在回答好或不好之余，能够对作品提出建议，为观众提供合适的欣赏路径。振聋发聩的艺术评论甚至足以影响艺术史走向。

为观展而排起长队，为精彩的展品而耐心等候，正成为时下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一。艺术展览热了，但是真正引领观众的艺术评论却显得缺位。当下能够针对艺术本身作出有质量、有见解的分析、评论还不多——即便在艺术圈内，有一些所谓的评论，因为受商业利益制约，其权威与严肃性也受到人们的质疑。而普通艺术爱好者参与艺术评论的也屈指可数，远不如影评、书评那般热闹活跃。

“尬吹”与“阐释”削弱了艺术评论的价值判断

近年来艺术评论价值评判的弱化，与这样两种倾向不无关联——一是被市场操控、被红包绑架的“尬吹”，一是以“阐释”代“批评”的不痛不痒。这是前段时间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第六届国际艺术评论奖系列活动中，多位知名艺术家、艺术评论人、策展人不约而同揭示的现象。

如今的艺术生态缠绕着太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艺术界本身对作品去芜存菁的运作机制有时运转不灵。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关于艺术家展览或作品的好评刊登在媒体上，这位艺术家在艺术界的发展就有可能会发生转机。因此知性与批判性的艺术探讨常常因为某些艺术家、画廊、艺术机构的利益渗透而被边缘化。因为不想树敌或是失去撰稿的机会，很多艺评人不愿意发声批评作品。艺术家与艺评人的关系也变得暧昧起来。艺术家办了新的展览，常常花钱请好些艺评人为自己的展览撰写吹捧的软文，并将其收入展览图录，有时这些文章甚至未经艺术家本人过目。

与此同时，艺术圈里很多时候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或限于浅层的介绍性文字，或杜撰一套谁也看不懂的话语“阐释”体系，更多的是关于作品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作品越贫乏，阐释越玄，甚至为了忽悠，扯上一堆云遮雾罩的哲学概念，编造出一套不说“人话”的评论话语，诚如去年刷屏朋友圈的那份被人戳破的“当代艺术编瞎话速成指南”。而事实上，这样的阐释是苍白的，于大众而言没什么说服力。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直言：“强悍的阐释者，根本不需要艺术家，也不需要艺术家的作品。给他们一块砖头，就可以进行淋漓尽致的阐释了。他们能够把稻草说成黄金，把乌鸦说成天鹅，但是这样的阐释者我们艺术家真的不需要。”

与创作对等的评论，应该为观众和艺术家提供向上的“引力”

在学界看来，艺术评论应该是伴随艺术创作发展的，甚至推动、导引艺术创作的发展。

邱志杰认为，艺术家和观众真正需要的艺术评论，是能够指出艺术家看不到的那一面，是在回答好或不好之余，能够对作品提出建议，为观众提供合适的欣赏路径，“这样的艺术评论，才能让艺术家们‘大开脑洞’，帮助他们进步”。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马琳进一步告诉记者，振聋发聩的艺术评论足以影响艺术史走向。她举例道，批评家的推波助澜，就曾让现代艺术被艺术圈乃至公众接受，让塞尚从原来“一个永远完成不了一幅画的笨蛋”被尊称为“现代绘画之父”。1910年代，英国着名批评家罗杰·弗莱先后策划了两次后印象派展览，“后印象派”这个名称也是罗杰·弗莱命名的。

当时，英国公众认为展出的作品完全动摇了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传统绘画——写实艺术的基础，对展览进行各方面的攻击。弗莱被迫对展览进行辩护。他为两届后印象派展览所写的如《后印象派画家》《格拉夫顿画廊之一》《后印象派画家之二》《一则关于后印象派的附论》等辩护文章日后都成了批评史上的经典文献。展览举办后不到10年间，当初被斥为“垃圾”的画作几乎全部进了国家美术馆，成了人们热爱和讨论的对象。

今天，国内无论艺术创作还是艺术展览都蓬勃正兴，艺术评论的未来可以说分外值得期待，有望产生一批与艺术创作、展示对等的艺术评论作品。匹兹堡大学艺术史教授、艺术评论家高名潞指出：“哪个艺术家、哪个艺术展览真正触动你，让你不得不发声？我觉得艺术评论家应该具有这样一种责任，写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在他看来，有感而发的艺术评论才能建设起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评论体系，对此，他坦言“更愿意强调实践问题，各种各样现成的成熟教条都可以抛开”。策展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则提到，艺术评论最大的作用在于为大众提供引导作用——“总有一些东西是相对有价值或者相对缺乏价值的，总有一些人在引导整个评判标准的方向，而艺术评论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