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要去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Mauritshuis)；想看维米尔的一生，则要去距离海牙车程30分钟的小城——代尔夫特。

乘大巴在代尔夫特的老城附近下车，穿过玫瑰风车、老教堂、新教堂，你就会到达“维米尔中心”(Vermeer Centrum)。不过，如果你期待的是一幅如《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般闪亮的原作的话。那你要失望了。因为，这里一幅维米尔的真迹都没有。

但是在我心里，它和世界上任何一座藏有维米尔真迹的博物馆一样，值得你前来，值得被尊敬。或许，如果你看得足够认真，这里还更容易让你感动。

今天的代尔夫特，常会因三个原因而被列入游客们的旅行清单：维米尔、皇家代尔夫特瓷器和被称为欧洲麻省理工的代尔夫特理工学院。在这里，学生们骑着单车，从小巷里呼啸而过，不时大笑。笑声飘进高耸阴沉的老教堂内，不知沉睡其中的维米尔若是听到，是否会想起那段他与代尔夫特共享的、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

开艺术民宿的老爸与圣卢克工会

17世纪初，随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代尔夫特开设分部，代尔夫特成为了一座繁荣兴旺的贸易城市，也让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聚集至此。维米尔的父亲既是一位纺织工人也是一位艺术商。他甚至还开设了一家小旅馆，经常招待艺术家们，既是一间餐厅也似一家民宿。大家没事就在这吃吃喝喝，聊聊艺术。小维米尔就在这里懵懂开始了自己对于艺术事业的向往。但如今，维米尔中心的坐落地并非是这家维米尔父亲开设的民宿旧址，而是圣卢克工会 (St.Luke's Guild)的所在地。

圣卢克工会对于 17 世纪的代尔夫特艺术家们来说至关重要。由于当时的很多荷兰艺术家不同于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艺术家，无法接受到出自皇家和教堂的委托订件，因此早早便进入了“自由市场”，当时任何荷兰民众都可以上街选购自己喜欢的画作，据说平均每位老百姓家里都会挂上 7、8幅画。因此，代尔夫特于1661年就成立了圣卢克工会，类似于专业画家协会，未能加入画家工会的人不能擅自售卖艺术品，也没有资格吸收和训练学徒。这种机构和体系的形成，保证了包括画家、艺术工匠等在内的众多艺术从业者的公平竞争。维米尔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目前，世界现存的维米尔画作共有32幅（包含3张真伪存疑的作品）。在维米尔中心，你会看到全部维米尔画作的高清复制品，而这些真迹则分布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地。鲜有机会，我能够一次性按时间线看全维米尔的全部作品；更不要说还有对于他成长家庭、家乡历史、社会环境、当时艺术市场氛围的详细介绍，还附带上了他用光技巧的解读。这里就像一本360度、全方位立体的维米尔传记+画册。在博物馆里看一幅维米尔的真迹，就像是品尝一枚精致的甜点；而在维米尔中心里的两三个小时，则更像一顿饱餐，给你实实在在的满足。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一场美丽的“例外”？

除了几幅早期宗教主题的画作之外，维米尔的大多数画作在结构内容上都显得惊人的相似：画面的左侧总是有一扇窗，窗外有光，窗内有男孩女孩；他们在弹琴、写信、喝酒、照镜；他们大多数时候正沉浸于眼前事，偶尔也会抬起头、忽然看向你，似乎在向你吐露某个秘密。

多年来，人们对于维米尔借助“暗箱”作画的技法一直争议不断，甚至有人完全打造研究出维米尔的暗箱并画出了一幅“类维米尔”的作品。但真正懂得维米尔的人，也会欣赏他用画面讲故事的视觉天赋。这是一种科技手段之外，只有“人”能够做到的情绪操控。

维米尔就像一个舞台剧的导演，将演员、布景、故事都严密安插在画框中，操作得那么巧妙，让看画的人误以为眼前的一切都浑然天成，殊不知已落入了他设计的剧情。暗箱，如同画笔和颜料，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件工具。

在所有维米尔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幅是《窗边阅读的少女》(a girl reading by an open window)。画中的少女很动人：紧绷地攥着信的手，认真而忧伤的侧脸，仿佛屏住了呼吸，也好像下一秒会轻轻哭泣。窗上映出的模模糊糊的面孔，还有窗框上巨大的、无法忽视的红色窗帘...... 一切的一切都在向你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如果要我说，少女读的信或许来自远方的爱人，情真意切，却遥不可及。

在另一幅《戴珍珠项链的女子》(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e)里，画家同样完成了一张美丽绝伦的侧脸。女孩轻轻挑起的脖子上戴有珍珠项链，她望向窗边一面小小的镜子。从尺寸估计，大约只够看清她的脸，而非全身。但就是这么小的一面镜子，足以让女孩眼里闪光、嘴角带笑。她眼睛里好像装进了一场舞会，自己就在舞台中心。而窗边垂落的黄色窗帘，遥对女孩的黄色绸缎上衣，稳稳地将画面框住，将观众全部的注意力锁定在女孩的侧脸及画面的中心白色墙面反射的光上。那一片空空的墙面，是女孩想象中的自己生长的地方。

在另几幅包含多人物的画里，维米尔引入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却依然做得不露痕迹、悄无声息。

在《写信的夫人及女佣》(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里：依旧有窗和光，一位夫人正在伏案，她肩背微耸，认真而笃定地写着信，面带几分严肃。与夫人形成反差的是站在她身后的女佣，叉着双手，心不在焉地望向窗外，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好像一心想着，“你赶紧写完吧，我好赶紧去送信”。

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不能忽视的是背景处，占据了很大比重的一幅画，描述了一个重要的宗教故事：为逃脱埃及法老的屠杀，以色列婴儿摩西被母亲放入篮子，沿尼罗河漂流，最终被埃及王的女儿捡到。这幅画出现在这里绝非偶然，寓意却神秘莫测。难道信中的内容也关乎一位命运多舛的婴儿?而为整个场景增添了最后一丝紧张感的细节是：在前景的桌边，隐匿在黑暗中的一团被揉皱的信 纸。那是夫人收到的来信，在愤怒之下揉了丢掉？还是她不满意自己刚刚写好的回信，因此正郑重其事地书写第二封? 画家没有给我们答案。

这样具有戏剧感和紧张情节的维米尔画作还有很多很多。那些在布景中出现的线索，像是“画中画”与乐器的设计也各司其职，各有各的符号化寓意。总之，看每一幅画，读者都像在玩一场猜谜游戏。

而最不能让人忽视的是所有画中维米尔优秀的用光技巧。在维米尔中心的二层，专门有一间“维米尔的光之实验室”，帮助你分辨维米尔在画中布置的多种光源与光效。

维米尔善于发现生活中光，分析和记录它们的变幻莫测。光透过繁复的窗纹被打散的样子、透过窗帘蒙蒙雾状的样子、打在人脸颊上跳动的样子、落在丝绸窗帘上流转的样子...... 维米尔真正认同了“光是神迹”的概念，把光画作是洒在平凡生活里的美丽种子。他不需要在画中刻意制造光源不明的光，仅仅是仔细运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光效就足以营造出十分戏剧化的场面。

所以，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就会发现这张画其实并不符合维米尔通常的作画场景：她更像一场美丽的例外。这幅画里没有民居、没有窗户，没有多重的自然光源，更像是卡拉瓦乔或伦勃朗的用光方式——在黑色的背景下安插一束“舞台光”。

其实，这幅画并不是一幅真实的肖像(Portrait)，而是一幅 “Tronie” ——常见于荷兰黄金时代的一种绘画形式。Tronie通常为人物的头像或胸像，有时伴有夸张的面部表情。Tronie 和Portrait的一个区别在于，Tronie 中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艺术家为了传递某种情绪特意创作出来的一个人物。例如，伦勃朗的《大笑的男子》也是一幅 Tronie；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或许只存在于画家的想象中，而那些精致的民居场景，也未必就是真实的。

爱是让太阳照常升起

在代尔夫特的历史上，有一件悲伤往事不得不提。在1654 年，城中的火药库发生了大爆炸，代尔夫特一半城市夷为废墟，伤亡人数上千，包括后世认为可能是维米尔老师的人选之一的法布里迪乌斯，他和他的工作室及全部画作都在那次大爆炸中化为乌有。

代尔夫特究竟用了多少年来抚平大爆炸带来的创伤，我们不得而知，但自此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离开了代尔夫特，前往海牙、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谋求更富足的生意机会。

但奇怪的是，如果仔细观察维米尔的创作时间，就会发现，那些他仅在大爆炸后几年内创作的绘画，依旧在不动声色地描绘着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例如，上文提到的读信少女，创作时间约在1657-1659年间，距离大爆炸发生仅3至5年；而另一幅《小街》(the little street)正描绘出了一条平静的小街，妇女在门边做织物，小孩在窗下玩游戏，空气中没有一丝波澜。

然而细看之下，我们还是会发现些许不寻常。例如，画中绿色的窗户比例过大，如果全都打开就会挡住门，这是一个似乎不会发生在真实建筑中的情况。此外，也有历史资料表明，这样正面涂油漆的房子其实在 17 世纪的代尔夫特并不常见。所以，这条平静的小街是真实存在的吗?又或许，这条小街在大爆炸后早已不复存在，它只是维米尔从美好记忆中剥离出的一丝幻象?

在大爆炸发生的六年后，维米尔创作了他现存作品中唯一的大幅风景画《代尔夫特风景》(view of Delft)。奇怪的是，这里也找不到一丝爆炸遗留的破败，但也不见进出港口的船只。远远望去，画面中只是一座宁静的小城，笼罩在暖黄色的日光中，静静等待着一个晴朗的明天。

在随后的若干年中，维米尔继续画着他宽大的窗、曼妙的光、弹着维金纳琴的女孩和眼含秋波的男孩……他不记录残垣断壁与死亡阴影，他要这构成生活的一切就像太阳一样，每天照常升起。如此，生活就依然是美好的。

无论这些画背后的真相如何，代尔夫特和每一个看画的我们都应该感谢维米尔，感谢他用眼睛和想象封存了一座17世纪的荷兰小城，和她曾有的宁静与快乐。

如今已经难以想象，同时拥有21幅维米尔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675年，43岁的维米尔在代尔夫特去世。他一生最大的资助人彼得·范·拉文及其女儿女婿在维米尔去世后，将全部收藏的21幅维米尔画作于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遗憾的是，代尔夫特未能留住一幅维米尔的原作。

时至今日，没有一幅原作的维米尔中心还是经营得非常用心。与其说是拉动旅游消费的文化手段，我更愿将它看作是这座小城对维米尔的真诚怀念。毕竟，维米尔的一生没有离开过代尔夫特。“超级资助人”彼得·范·拉文确实提供了他稳定的收入，使他免于迁居之苦，但或许，他只是很爱这个地方，谁知道呢？

不论如何，一个在家乡遭遇爆炸摧毁后没有离弃、而是选择用绘画继续保存这里珍贵的日常之美的艺术家，是值得被这座小城永远铭记的，不论以怎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