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若要美观，需要讲究笔法与结字（或称结构），在二者之间，启功先生认为结字是首要的问题。启功先生对结字有独到的见解，他对结字的探讨，一方面基于自身的书写体验，一方面也借助坐标方格对法帖中的字形进行观测。

启功先生发现，字格中有四个聚点。“聚点”，他又称之为“重点”“重心”。通过观察各个笔划及其延长线，他看到这些笔划和延长线最为经常地通过四个点，或者这四个点邻近的区域，每个点和格子一条边的距离与另一条边的距离的比率恰好是5∶8，即黄金分割率。

既然在字格中所有的点中，笔划及其延长线通过这四个聚点的概率最大，那么在行笔的时候，就要多注意这四个点，而不是格子的中心。笔者对此殊乏体验，若勉强作些知解，大概这四个点就像是一座城市中的四个交通枢纽，车辆通过的机会最多，而书法家就像驾驶员，要多注意这四个交通枢纽，而不是城市的中心。

这四个点显然不同于“中心”，这一点启功先生特别指出过。另外，这四个点虽然也被称为“重心”，但与通常意味上的重心并不相同。因为一个物体的重心只有一处，而不能有四处，字的重心也不例外。相比于“重心”“重点”的称谓，“聚点”显然更准确些。

启功先生对他发现的结字黄金律非常看重，曾作诗云：“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

关于结字，除了黄金分割率，启功先生还强调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先紧后松，先小后大。字的形状，从松紧的角度看，常常是左紧右松、上紧下松；从大小的角度看，常常是左小右大。松和紧，说的是字形内部的疏密安排，比如“三”字一般写作上紧下松，“川”字一般写作左紧右松；小和大，说的是字形内部各部分的大小对比以及字形的外轮廓态势，比如“上”字多呈“◢”势。松紧、大小的变化，和书写时的顺序密切相关。写一个字，一般是先左后右、先上后下，所以才形成左紧右松、左小右大等现象。另如“彡”，虽是左松右紧，似乎和前面所说的左紧右松不符，但是仍然符合先紧后松的规则。看来，先后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而左右、上下的变化只是先后变化的不同表现而已。由于紧、小皆可谓收，松、大皆可谓放，所以先紧后松、先小后大，或可概括为“先收后放”。

其二，没有真正的横平竖直。平与斜相对，说的是点画的置向。直与弯相对，说的是点画的轨迹。在启功先生看来，横画既不平又不直，换句话说就是既斜又弯。竖画亦不直，而呈弯曲状。启功先生强调了竖画轨迹的弯曲，而没有讨论竖画的置向问题。事实上，古帖中的竖画亦不尽垂直，多有向左向右倾侧之势。点画的置向和轨迹也可看作笔法的问题，启功先生以此讨论结构，亦有深意在焉。笔划的走势对字的间架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横画和竖画，就像一座建筑物的墙壁和房梁一样。

各家书法千差万别，而黄金分割、先收后放、横不平竖不直之说，旨在揭示结字的通规。当然，这些规则未必适用于所有的字形，魏晋小楷和魏碑里很多字形的收放关系便与唐楷有别，启功先生也谈到某些唐楷字形并不那么吻合黄金分割率。但无论如何，这几条规则依然具有广泛的概括性。另外，对于以奇为尚的书法家而言，这些规则也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因为看见规则才能更好地突破规则。

“就差公厕没题写”的启功，为何不肯题“逸夫楼”？

启功先生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在古书画鉴定方面也颇有研究，他是“学术”功。因为他是四爷雍正的九世孙，他是龙的传人，所以他还是“偶像”功。在他的所有身份中，老爷子最看重的却是“教职“功（工）。他的“励耘奖学金”泽被学子十二代，更有以他个人命名的“中国启功教师奖”，专扶老、少、边、远、岛等最穷困的贫，他更是“慈善”功。

因为不把写字或曰“书法”看成有什么了不起，启功先生对自己的“墨宝”很不“珍惜”，到了谁让写就写的地步。组织领导交给他任务不必说了，如有时把他“关”进国宾馆给大会堂写字，为中央老一辈革命家离休写贺词，学校领导组团外访让他写字裱好送礼，等等，他都兢兢业业，认真完成。一般人请他写字，他也几乎有求必应。在北师大校园里，教学楼、科研楼、服务楼、楼堂会馆、附中附小、家属区住宅楼……到处是他的题字。就是在校外以至外地，许多单位商铺、道观寺庙、名胜古迹的匾额对联，也都能见到他的墨迹。他曾半开玩笑说，“就差公共厕所还没有题写了。”

启功的书法名满天下，求字的人趋之若鹜。菩萨心肠的启功很少拒绝别人，几乎是有求必应。不过碰上话不投机的，即使对方许以重金，启功也不肯假以辞色。曾有商人请启功题写匾额，为先生所拒。旁人怪启功不给面子，他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么叫诚意。”

启功在给人题字时，总要问一句要简体还是繁体？他这是尊重别人的习惯。但凡是给书刊或牌匾题字时，他必定写简体字。有人问他是不是爱写简体字，他正色道：“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香港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捐资的北师大建新图书馆落成。邵先生给许多学校捐资盖楼，但只捐全部经费的一半，另一半需国家从教育经费中划拨。这当然也是一种捐资方式，对国家重视教育确有促进作用和实际作用。按邵先生要求，楼建成后要命名为“逸夫楼”。北师大的这座“逸夫楼”当然得请启功先生题写，因为启功先生是师大人，又是书法家，且在香港文化界声望很高，都喜欢启先生的字。没想到先生坚决不肯写这三个字，说，邵先生只出了一半钱，怎能以他的名字命名整座楼呢？事后在下面对我说：“要写，也只能取他（逸夫）名字的一半，就是‘兔人楼’了。”说完哈哈大笑。

启功先生书法的干净利落、周正端庄的优点一般初学者也不太容易达到，但也仅此而已。在书写方式从毛笔转换为钢笔的时代，实用性——可辨认性又不失美观，是大家认可的“大众书法美学”。这种大众的审美作为一般社会风尚的存在也许无可厚非，但书法艺术家以此大众的审美作为自己的追求，其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伴随着“雅俗共赏”、“曲高和众”等自欺的想象而随波逐流地媚俗——把书法的表现力弱化为泛泛的“美观”。启功先生的干净利落、周正端庄所达到的境界也就是美观。

为什么后人对启功先生的书法推崇备至？除却启功先生在书法艺术创作本身的造诣之外，还有在表象之下的学问功底，就像埋在水中百分之七十的冰山一样，书法绘画都是厚积薄发的，表面水墨淋漓、一蹴而就，需要的确是学问及勤奋的积累，他们都需要“书外之功”、“画外之功”的滋养才能妙笔生花，这值得学书者学习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