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作“中国第一代集邮家”，收藏有极为难得的中国第一套邮票，他收藏有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愿意用500辆丰田小轿车来换取却被他拒绝的日本最早期的国宝级邮票，他藏有海内孤本纳兰性德手札长卷，他收藏有“扬州八怪”中最难得的高翔画作不止一件，他一直都感恩他收藏的很多珍品得自上海。可是要说起他的名字，你一定不会将他和集邮收藏大家联系起来，他就是《包身工》等经典名著的作者夏衍。

8000件邮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打从1914年，14岁的夏衍，在杭州念中学时就开始涉猎集邮这项始于欧洲的雅趣活动开始；直到1991年，91岁的夏衍，再次将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止，他的集邮生涯竟长达77年之久。77年的集邮生涯，夏衍经营出一份个人雅好；一辈子的家国情怀，又令他将个人珍藏视为“身外之物”，为藏品指出“送请国家保存”的归宿。爱物惜物，又不为物所累，作为一代收藏家，夏衍有自己的“格”与“品”。这种“格”与“品”的集中体现，就是他和他的家人曾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出他毕生珍藏的全部的珍贵邮票7391件（7791枚）。

为什么夏衍要将自己的毕生珍藏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呢？一个原因是夏衍是不折不扣的老上海：夏衍是1927年4月从日本留学回国落户上海并结缘上海的，从1930年的虹口唐山路业广里685弄42号，到爱文义路普益里，再到南京西路1801弄静安寺重华新邨59A，再到安亭路41弄16号-23号里弄洋房，最后到乌鲁木齐南路178号院，直到1955年8月离开上海调往北京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夏衍一家在上海住了30多年。他在上海结婚生子，他的第一个正式的家在上海。即便是他的后半生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但他依旧坚持保留了在上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人的交游方式。因此，夏衍的捐赠，完全是这种浓郁的上海情结使然。

另一个原因是上海对于夏衍来说意义非凡：1948年6月，参与策动国民党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起义。1949年，夏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暨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以及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因此，上海之于夏衍的意义，再怎么评价亦不为过。再一个原因是夏衍一直认为，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方面居全国之冠，他的邮品也大多得之于上海，所以决定将毕生所藏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一种深深的感恩。第一次捐赠在1991年2月，夏衍本人捐出233件邮品；第二次捐赠在2009年，夏衍的长女沈宁女士再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捐出，两次共捐出近8000件珍贵邮品，堪称价值连城。

有个细节可谓这种捐献壮举的佐证，这就是：在他捐献的字画上，都盖有齐燕铭刻的印章“仁和沈氏曾藏”。“仁和”是杭州；“沈”是他的本姓，不留全名；“曾藏”而不是“珍藏”，都表明他不贪功、不占有的态度。由此可推见，他从收藏之初就萌生的捐献意识从未改变过。

很多珍贵邮品都得自上海

正是由于夏衍的邮品大多得之于上海，所以决定将其毕生所藏邮品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对于“夏衍收藏的很多珍贵邮品都得自上海”这一点，夏衍的邮友、上海著名邮商谈佐麟可以作证。据他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他先后在南京西路、黄河路设集邮柜台，经营中外邮票和邮学书刊。常有一位风度出众但又十分随和的中年人光顾柜台，挑选清代邮票和中华邮政时期邮票。次数来得多了，就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有次，这位沈先生来买邮票，从包里取出一捆钞票，谈佐麟觉得特别，就随口问一句为什么用草绳扎钞票？沈说是刚拿到的稿费。交往久了，才知道他就是夏衍。夏衍的稿费收入几乎全都用在上海各处邮市收藏邮品了。直到夏衍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离开上海之后，每次来沪时还设法找到已搬家的谈佐麟，并问起一部自清代大龙至解放前邮票邮集的下落。

夏衍的孙女沈芸亲身经历见证过爷爷夏衍在上海觅得珍贵邮品“大龙邮票”的史实：一次是夏衍致信集邮家姜治方，提出愿接受任何条件，以换取对方手中一套“大龙邮票”毛齿新票。同有集邮雅好的姜治方深谙邮友求票的真挚迫切心情，立刻慨然应允。随后，夏老坚守承诺，从上海老集邮家马任全处买下一枚红印花小肆分新票，回赠姜先生。另一次是在1955年元宵节，夏老做客姜治方寓所，与有意出让全部收藏的集邮家、前燕京大学校长陈志韦一起赏邮。滚热的汤圆落肚，夏老与陈先生也达成了“交易”，夏老一次从陈先生手中换得六七十张大龙票。吃汤圆换邮票，在甜糯中完成“买卖”，此等雅事只定格在那个年代。

1991年，上海博物馆的代表遵嘱来取走夏衍所捐赠的邮票，有人问夏衍还要不要再看看？他平静地摇摇头，摆了摆手说：“我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上海，上海是我第二故乡，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上，是全国之冠。我集邮不多，但大多得之于上海，应该回归上海、回归国家。”正由于此，所以在1990年代，他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清人纳兰性德手卷和全部邮票；向浙江博物馆捐赠“扬州八怪”、齐白石等书画94件，因为他觉得浙江是书画重镇；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手稿和文献资料；将几乎全部图书捐给现代文学馆。后来，他的家人又把他的手稿等文献资料捐给上海图书馆，把日常生活用品捐给纪念馆，即夏衍旧居。

注重集邮收藏的“格”与“品”

“人是要有些爱好的”“集邮，是一种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的文娱活动”，这是夏衍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夏衍不仅是我国著名剧作家、电影艺术家和文化艺术界领导人，还是一位藏品丰富、邮识渊博的集邮家。他从14岁开始集邮，70余载所藏颇丰。他有集邮雅好，更有家国情怀。

夏衍爱上集邮，大约是在1914年左右，他看到家中来信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便产生兴趣，于是一张张收集起来。在日本求学7年间，他收集了100多枚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实寄封片；在左联时期，他与鲁迅、郁达夫、田汉、阳翰笙等人书稿往来时，都精心存好邮票。抗战爆发，夏衍在颠沛流离、辗转救亡的革命斗争中，仍不忘这一业余爱好。1949年后，每逢新邮集发行时，他总是要购置几套。

夏衍收藏邮票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从不收藏错票。尽管错票在市场上会有很高的价格，但只看重邮票欣赏价值的夏老关起小楼成一统，只享风雅趣，不问金钱和市值。这正是夏衍与好多集邮收藏爱好者的区别之所在，他特别注重集邮收藏的“格”与“品”。

这种集邮收藏的“格”与“品”，还表现在夏衍“集之不易，不能分散”的收藏思想上。他从不自认为是收藏家，集邮、藏画被他自谦地归结为“人是要有些爱好的”。雅好背后，他也存有“私念”，他曾说过：“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国外的意思。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一生只为兴趣追索，懂物惜物，风雅自乐，但在国家大义面前，情怀慷慨，奉我全部。夏衍说：“中国士大夫只知道收集书籍字画、古董玩器，而不知集邮。集邮活动最初在欧洲兴起，后来传到中国。中国的邮政总办又一直是法国人担任。所以收集中国邮票，国外倒比国内容易些。能把这样丰富的中国邮票、实寄封、明信片的珍品收集回来，这对国家是一个大贡献，集之不易，希望不要再分散了。”

纳兰性德的手札长卷，是夏衍于1961年在北京琉璃厂发现的，当时正好收到一笔2000元的稿酬，于是用这笔钱买下。1989年4月，夏衍写信给上海的老部下方行同志：“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身在北京，心向上海，可见，他的这次捐赠，依然是基于一贯“集成”的思想集藏的“格”与“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