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中重要艺术家黄永砯去世只有半年之久，而就在最近，又接二连三传出艺术家李晖、肖雄逝世的消息和新闻，这让整个当代艺术圈都感到十分愕然和痛惜。在缅怀这些艺术壮士的时候，我又在想，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发生非自然死亡？我们除了悼念，还能做什么？

粗略收集了近5年辞世的艺术家名单时发现，除了因为感染了最近流行的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的并发症去世，由脑溢血、心肌梗塞、自杀引发死亡是比较常见的。对于后者，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认识和防止如此令人痛心的疾病发生呢？作者联系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心理治疗师李智，尝试首先从心身医学的专业角度得到答案。

2020年5月12日，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策展人肖雄被发现在工作室已死亡2天，法医鉴定称因为猝死，享年58岁。

2020年5月4日，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李晖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年43岁。

2020年4月29日，“贫穷艺术”运动创始人哲马诺 · 切兰特(Germano Celant)因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的并发症在米兰逝世，享年80岁。

2020年4月6日，美国立场鲜明、以坚定的社会行动力著称的犹太裔多媒体艺术和女性激进主义艺术家海伦 · 艾龙(Helène Aylon)，因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的并发症死于纽约，享年89岁。

2020年3月2日，“行为艺术之父”乌雷(Ulay)，本名弗兰克 · 乌维 · 莱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在斯洛文尼亚城市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因癌症治疗引起的并发症去世，享年76岁。

2019年10月20日，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中重要艺术家黄永砯因脑溢血在法国巴黎逝世，享年65岁。

2019年3月3日，新加坡行为表演艺术家李文(Lee Wen)在经历了长达12年的帕金斯病症后病逝，享年62岁。

2018年8月2日，中国著名独立女性艺术家崔岫闻于北京病逝，享年51岁。

2018年5月1日，艺术家李李勇哲男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48岁。

2017年12月5日，中国早期先锋艺术家、“85美术新潮”的中坚力量、中国最早的观念艺术团体“池社”发起者之一耿建翌在杭州因病逝世，享年55岁。

2017年10月12日，《大象席地而坐》(以下简称《大象》)导演胡波在北京自缢去世，年仅29岁。《大象》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也成为他最后一部电影。《大象》在俄罗斯、波兰、法国、葡萄牙获奖，在欧美发行;在第55届金马奖上，获6项提名的《大象》最终夺得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剧情长片2项大奖。

2017年6月6日，中国堂吉诃德式艺术家刘锋植因肾衰竭辞世，年仅53岁。

2017年2月24日，中国著名新锐摄影艺术家、诗人、杂志人任航因抑郁症在北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年29岁。

2016年11月26日，中国南方重要当代艺术小组“大尾象工作组”成员之一的陈劭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54岁。

2016年4月13日，中国重要艺术史家及批评家黄专在广州因癌症病逝，享年58岁。

2015年5月10日，美国著名行为艺术家、雕塑家克里斯 · 波顿(Chris Burden)在加州洛杉矶郊区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69周年。来自波顿生前好友、前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主策展人保罗 · 舒密尔(Paul Schimmel)的消息称，痣癌是导致波顿死亡的直接缘由。

李智老师解释说：“脑溢血、心肌梗塞等的病症是跟一个人的综合心理行为健康息息相关的。如果一个人经常喝酒，他的肝脏功能可能就会相对差一些，而且引发高血压、心肌梗塞风险的几率也比一般人要高。”

“艺术创作者群体中，比较常见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症状特点之一是情绪持续地非常高昂兴奋，又持续多日低落抑郁，两种极端情绪交替持续。“

当人处于躁狂发作时，可能会有一段明显的持续情绪高昂或易怒的时期。除了情绪以外，可能持续好几天都出现精力、活动异常地多，这样的状态有时持续几乎一整天。艺术者处于这状态时，可能对很多事情富有激情，想法灵感尤其丰富，源源不断。创作快而多，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地创作，第二天依然精力充沛，原本沉默的人可能也在这个时候变得滔滔不绝，很融入社交。

然而躁狂后往往紧接着抑郁的发作。当处于抑郁发作时，可能会出现兴趣低，自我封闭;能量低，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不愿做;情绪低，终日感到痛苦难过;体重、食欲、睡眠可能也相应地受到影响。抑郁状态会降低思考力和专注力，限制创作活动。雕塑类、组织人群的导演类创作就可能无法进行，绘画、写诗创作时可能会觉得脑子打结。在一些抑郁症患者中会出现‘昼重夜轻’的生活节律问题，他们会觉得白天起床很难受，到了晚上才感觉好一些，于是等感觉好一些的时候才能进行创作。但这样一来常常又得熬夜，形成恶性循环。”

“艺术者的灵感和自我价值常常是深深捆绑在一起的。当感到灵感枯涸，思维不再活跃时，他们会觉得自我价值很低，这症状跟抑郁很相似。当艺术者找不到创作灵感和自我价值时，有一部分人群会通过喝酒、吸食致幻剂、大麻等成瘾性物质方式找回灵感。就像中国古代诗人李白，他的酒精浓度似乎等于他的艺术高度。而显然地，过量的饮酒、吸食大麻或其他更强烈的毒品，很大程度会对艺术者自身造成损害，这会进一步恶化自身的精神状况，在恶性循环中陷得更深。”

“要改善上述情况，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意识到这些疾病跟他们的综合心理行为健康和生活习惯相关，第二是要愿意去正视并改变这个问题，这时就建议考虑从综合心理行为健康方面着手，如降低酒精、烟草的摄取量，也建议尝试寻找多一些生活趣味或有意义的活动，而不仅仅只是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艺术创作中。”

作者根据《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蓝皮书》，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7年发布的《抑郁症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报告，目前世界范围内预计有超过3亿人饱受抑郁症的困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于2019年在《柳叶刀 · 精神病学》发表研究文章表示在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12个月患病率为3.6%。中国女性抑郁症患者占65%，中国学生群体的抑郁发病率在23.8%。

中国成年人抑郁症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除内蒙、新疆等地无数据外，陕西、甘肃、福建等地区的重度抑郁患者占比最高。研究已经证明，贫穷是抑郁症等一大诱因，贫困使人抑郁，抑郁也使人贫困，二者交互作用，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接受社会救济的人群中，抑郁症比例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蓝皮书并没有针对病患者的职业状况进行报告。

从蓝皮书可以看出，抑郁症是世界一大疾病负担，其人群覆盖面广，虽然没有显示与从事职业的关系，但我们知道，很多艺术家在不同程度上有疯狂、沮丧、悲哀或自杀倾向，典型的表现是躁郁症，这简直是一种职业病。

1980年代，心理学家贾米森研究了英国的47名作家和英国皇家艺术协会的视觉艺术家。研究发现38%的艺术家和作家曾经接受过情感障碍的治疗，其中的四分之三需要药物或住院治疗，一半的诗人需要有人监护治疗。

1992年，路德维希·肯塔基大学的安纳德米发表了针对1005名艺术家、作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披露：艺术家和作家群体中的精神病、自杀、情感障碍和药物滥用的情况是商界、科研界和其他专业人士的2-3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凯·贾米森发现：较之普通人群，作家和艺术家中的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具有躁郁型气质的人更多。

这并不是说上述列举的艺术家都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困扰，但是酒精、烟草摄取量过多，睡眠作息不规律，在艺术圈很普遍，对身体的伤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发现维基百科有个出乎意料的调查说，在100多位艺术家自杀名单里面，画家占据最多，有60名，其次是音乐家，有22名，摄影艺术家排第三，有20名，雕塑家排第四，有12名，最后才是作家，有3名。李智老师跟作者分析，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因为雕塑家创作时运用的手脚劳作比较多、作家常在外采风，这类艺术人群的身体运动比画家、音乐家要多，相对少产生消极情绪。

由此看来，行为习惯确实是影响艺术家健康的一大因素。这是否就完全归咎于艺术家个人呢？对许多人来说，艺术创作最初是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种"次要收获"发展起来的。虽然很难说是因为有艺术气质而被排斥，还是在被抛弃后发现艺术创作是一种解决方案。于艺术家而言，艺术创作是一种建立自尊和自我控制的方式。他们通过创作，表达对生命的体验、对自我的抒发、对社会的批判、对哲理的思考。但是，作为次要的收获，往往在一生中，它演变成社会孤立和边缘的东西。

根据一项研究表明，现在认为艺术家携带精神疾病基因的可能性增加了25%，艺术家可能会依赖反社会的艺术创作实践，以此作为社会化行为和心理健康的替代品。但事实上，这样的艺术创作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替代品，它可能导致精疲力竭和产生自杀的想法。那么，艺术创作会成为一种危险的癖好吗？

有许多简单化的想法在流传，大多数自杀的艺术家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的痴迷上升到将其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来源，并逃离他们感到压抑的社会现实，当他们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发挥创造力时，他们就会感到恐慌和沮丧，他们害怕变得“正常"。

像新锐摄影艺术家任航，他的作品以cult味道的胶片，表达对现实社会所迫而滋生的反向离心力——自闭、精神上的失常，体现出人性中直白的一面。但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以及社会的压力，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导演胡波拍摄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用时长4个小时，通篇低彩的灰蓝抑郁基调，去描述4个人物在生活周遭的无奈与于事无补的无力，结果受到制片人强硬要求删减影片到常规的2小时时长，愤懑之中竟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表明了他誓死抗争的决心。

其实，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对艺术趣味的偏爱，是对现实世界视点变化的调节，是对现象的审美召唤。从本体论而言，艺术是人类精神结构有价值的自由象征，艺术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审美趣味自由选择表现对象和艺术风格。它不仅是对艺术家心灵的一种补偿手段，还是一种社会性的治疗手段和一种公众摆脱苦闷的出路。

公众和艺术家一样，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遭受着同样的挫折，他们对死亡充满恐惧，惧怕痛苦的降临，甚至不敢去医院。为了抚慰因惧怕而受伤的心灵，他们尽力在自己幻想的作品中去寻求解脱，但因为他们不是艺术家，幻想的作品难免枯燥无味，无法在其中找到真正的精神慰籍。因此当他们看到艺术家的作品时，会感到精神的安慰而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