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梵高的人生中，他对日本艺术的兴趣从1887年巴黎开始，在1888年阿尔勒时到达顶峰，又因变故而骤然消退，也不再与人提及日本艺术。但是在他割耳后的自画像中佐藤虎清的《艺者与富士》赫然可见，而且在他之后的一些艺术作品中，隐隐可以感受到对浮世绘技巧的研究与化用。这段时光中梵高在自己的“日本梦”中佳作迭出，也对后续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50年代，在梵高还是儿童时，日本向西方国家开放口岸。伴随着东方商品一起传入欧洲的还有传统的日本艺术，让艺术家们惊奇又着迷，也激发出很多创作的新灵感。在梵高早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在钻研法国巴比松画派的作品，并没有过多关注日本浮世绘。尽管当时巴黎前卫的艺术家们已经对来自遥远东方的神秘艺术如痴如醉，荷兰的主流观点却是对日本艺术不甚在意。直到1886年梵高来到巴黎，他开始对日本艺术风格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收藏价格相对便宜但充满东方风情的日本浮世绘。

收藏

1887年年初，梵高的个人收藏已经初具规模，于是他在克里希(Clichy)的铃鼓咖啡馆(Le Tambourin)开了一个收藏品展览。在梵高为咖啡馆的女主人阿戈斯蒂娜·塞迦陀利(Agostina Segatori)所作的肖像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墙壁上装饰的日本艺妓图。

梵高收集日本画作的动机除了艺术上的欣赏，更有商业上的尝试。他在铃鼓咖啡馆(Le Tambourin)的藏品展览也有寻找顾客的目的。虽然这些日本画作为商品最终无人问津，没有给梵高带来经济收入，但作为素材，给梵高带来了艺术灵感。

关于梵高收集日本画的渠道众说纷纭，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德国艺术品买手齐格弗里德·宾(Siegfried Bing)的公司。在梵高搬去普罗旺斯阿尔勒后，他还推荐弟弟提奥也去齐格弗里德那里淘寻最物美价廉的画作。

临摹

为了将新灵感投入现实创作，梵高开始简单地临摹收藏的日本画作，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色彩的理解。

梵高临摹初尝试的作品是《开花的李树园》。他遵循了原作的构图，但没有复制配色，而是按现代色彩理论主要使用红、黄、蓝三原色以及橙、绿、紫三间色，忽视黑、白、灰。标准画布尺寸下左右有一小条空白，梵高就涂上橙色并把另一幅木板画上的日文仿写在了上面。

完成了第二幅临摹作品——歌川广重的《大桥安宅骤雨》后，梵高第三次临摹的尝试不再限于木版画，而是对一份《巴黎插图》(Paris Illustre)杂志的日本专号封面图(原作：溪斋英泉的《身穿云龙打挂的花魁》)的进行了二次创作。当时梵高对画中女人转身的姿态，华丽的和服和头饰感到相当奇特。

通过繁复的头饰和和服，甚至和服上从水中飞跃出来的龙，梵高很好地还原了这位花魁的形象。最独特的是，这一次梵高没有再用日文文字来包围画作，而是借鉴日本画作中常见的竹、鹤、蛙、莲等元素，用明亮的颜色和强硬的轮廓，让艺妓流连于池塘一角。

虽然存在“竹子不能生长在书中”“青蛙形象其实是蟾蜍”等魔幻因素，这个梵高用想象来装饰的背景充满了隐喻：法国白话中鹤(grue) 也被用来指代交际花(妓女)，而青蛙 (grenouille)意味着水性杨花的女人。

梵高在巴黎的后期，他一直在新印象派和日本版画中犹豫选哪种作为未来的方向，到阿尔勒时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887年梵高结识的挚友高更，也沉迷于日本绘画艺术。

1888年初，在前往阿尔勒的旅途中，梵高给高更写信道： “我坐在窗边欣赏着外面的风景，看看是不是有点像日本了!有点幼稚，不是吗?”

梵高把花田环绕的阿尔勒小镇当作“日本之梦”，并开始用日本风格的视角进行观察与创作，“我总是告诉我自己已经身处日本”。在这个秋天梵高创作的自画像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日本和尚的形象，并把自画像作为纪念品送给了好友高更。

在给弟弟西奥的信中，梵高不吝于表达对日本的赞美与热爱： “如果你研究日本艺术，你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智慧、哲思和悟性的人将时间用来做什么呢?研究地球与月亮的距离?不。研究俾斯麦政策?不。他研究一片草叶。这难道不是日本人教给我们的真正的宗教吗?他们简单地生活在自然之中如同花儿一样。”

当梵高将对日本艺术的欣赏上升到几乎哲学的高度时，他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沉迷

梵高开始尝试着将浮世绘的画风融入进自己的原创画作中：他画过同类题材，比如螃蟹;他选用过明亮、温和的颜色来完成水彩画;他也用日本画风描绘了南法的麦田。

在这些不同因素的摸索中，梵高最野心勃勃的创新当属色彩的大胆碰撞——这也体现出他对自己色彩掌控力的自信。

这个阶段梵高画作中的日本元素已经不拘于简单的形态，而是在细节中透出一些神韵。比如梵高跟弟弟提奥提到过的，在创造《卧室》这幅画作时，他特意用清新平和的淡色调，粗糙直白的笔触，同时弱化阴影的存在，营造出矛盾与和谐间特殊的美感。这幅画也成为了梵高的经典之作。

在阿尔勒，梵高也在1888年十月末等来了高更加入他的艺术创作。他踌躇满志地向好友展示了自己更具个性的艺术风格。

消退

可惜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高更在一场争执后拂袖而去，留梵高一人割下自己的左耳后因精神问题住进医院。这一次梵高备受打击——不仅因为对疾病的畏惧与不解，还因为他心中对日本模式下艺术家集体创作的梦想破灭了。

梵高在阿尔勒最后的时光里，他在心灰意冷中开始怀疑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并重新思索自己的绘画之路。自此以后梵高不再与人提及日本艺术，但是他割耳后的自画像中佐藤虎清的《艺者与富士》赫然可见，而且在他之后的一些艺术作品中，隐隐可以感受到对浮世绘技巧的研究与化用。

梵高曾赞美过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里》可以通过画面听到浪声。而后人在欣赏梵高的《星月夜》时，也惊叹于旋转卷曲的星云，像流水一样具有动感，并猜测是否受到了北斋作品的影响。

在梵高的人生中，他对日本艺术的兴趣从1887年巴黎开始，在1888年阿尔勒时到达顶峰，又因变故而骤然消退。但是这段时光中梵高在自己的“日本梦”中佳作迭出，也对后续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若干年后，日本人对于梵高画作在全世界推广也有一份卓越贡献。上世纪80年代晚期日本经济繁荣，1987年至1990年间，国际拍卖会上40%的经典印象派作品落入日本买家，这四年里，日本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最著名的有：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3992万美元买下梵高的一幅《向日葵》，大昭和纸业公司8250万美元拍下梵高的《加歇医生像》，创当时油画交易史最高纪录。目前矗立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椭圆形”侧翼展馆是由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在1999年设计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