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家是如何描绘流行病的？关于现在和当时的状况，这些艺术作品又可以告诉我们什么？通过探索从黑死病到当代的疫情的艺术作品，艾米莉·卡斯瑞尔（Emily Kasriel）为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当人们在与一个无形的敌人相抗争时，艺术家在试图理解瘟疫带来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家们对所看到可怕情景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一直不变的是——他们渴望捕捉到这种流行病所隐含的本质。通过他们的作品，瘟疫不再是一种无形、不可知甚至令人恐惧的某种东西。

纵观历史，最初艺术家们从他们所生活的深刻的宗教框架中描绘流行病。在欧洲早期描绘黑死病的艺术作品中，人们视瘟疫为给罪人和社会的惩罚和警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艺术家的任务则是鼓励人们同情瘟疫患者，这些患者的经历与基督感同身受，以激励勇敢的护理者。艺术家通过强烈的情绪和显示战胜流行病的强大力量，来保护和安慰苦难社会。在现代，艺术家通过自画像以展示他们如何忍受和抵抗周围肆虐的病毒，从而获得一种力量感。

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创造力，一直在用画的形式探索生命的脆弱、生命与神灵的关系以及医护工作者的角色等问题。在Covid-19新冠肺炎肆虐的今天，这些历史作品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这些问题的机会，也让我们扪心自问。

瘟疫是一种警告

在那个几乎没有人会阅读的年代，人们创造了带有引人注目的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图像来吸引人们，并让他们对上帝惩罚违抗者的巨大能力留下深刻印象。死于瘟疫不仅被认为是上帝对邪恶的惩罚，也是受害者将在来世承受永恒痛苦的标志。

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黑死病艺术表现之一。据估计，黑死病在其最严重的几年中在欧洲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在这幅绘于14世纪末托斯卡纳（Tuscany）的插图手稿中，恶魔们向混乱的人群射出箭来制造恐怖。这场杀戮是真实发生的，一支箭正准备射中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头部。作为疾病、不幸和死亡的载体，箭的象征借鉴了旧约和希腊神话中丰富的箭头隐喻。

澳大利亚艺术史学家路易丝·马歇尔博士（Louise Marshall）称：“在这样的插图中，魔鬼是上帝分包给人类来谴责人类的罪恶。中世纪的人们看到这些飞过的生物时，他们被吓坏了，因为他们相信魔鬼已经从地狱中冒出，用不可抗拒的力量威胁着他们。”

这幅画向我们展示了恶魔不分差别的滥杀，它们从黑云中冒出来。马歇尔博士说：“这幅画不仅警告着人们的死亡，也是对世界末日本身的警告。”在这幅画对瘟疫的理解中，只有通过这样世界末日的灾难，人类才可以意识到错误，并通过过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来实现神的旨意。

关于瘟疫惩罚的故事也是在犹太人出走埃及传说的一部分，犹太人每年都会在逾越节对这场灾难进行复述。这幅画来自14世纪的《光明的哈加达》（Illuminated Haggadah），描绘了有罪的埃及人所经历的10场瘟疫之一。原稿是由加泰罗尼亚的犹太人在他们每年的逾越节中使用的。

画中埃及法老和他的一个朝臣因压迫以色列奴隶的罪恶被惩罚，当时的埃及人声称以色列奴隶像昆虫一样成群结队。宗教和视觉文化学教授，马克·迈克尔·爱泼斯坦博士(Marc Michael Epstein)强调说：“画中的三只狗正在舔着有罪的埃及主人溃烂的伤口，这个细节揭示了极端的惩罚。”

这些在瘟疫时期创作的艺术品提醒着人们——无论是谁，生命都是脆弱和短暂的。许多绘画都强调了死亡的突然性。《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便是这样，拟人化的死神鼓舞着每个人跳着舞走向他们的坟墓。其中，沙漏也广泛用于警告信徒们，他们只有有限的时间来处理自己的生活和灵魂，否则一场瘟疫可能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将他们送入黄泉。

艺术激发了同情

16世纪初期，随着莱蒙特（Marcantonio Raimondi）在拉斐尔（Raphael）作品的基础上雕刻的《瘟疫》（Il Morbetto）的问世，描绘瘟疫的艺术作品出现了戏剧性地变化。

美国瘟疫艺术史学家希拉·巴克博士（Dr.Sheila Barker）说:“这张作品的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关注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这些角色已经变得人性化，迫使我们对他们痛苦感到同情。我们看到病人得到了如此细心的照顾，以至于我们也必须采取行动去减轻他们的痛苦。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件艺术品，它会说服我们去做一些可能害怕做的事情—给予我们勇气去照顾患者和他们的灵魂。

瘟疫艺术在主题上的改变，与当时对公共卫生的新认识是吻合的。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上所有成员都应受到保护，而不仅仅是那些可以逃往乡下别墅的有钱人。社会应该惩罚那些为了自己性命临阵脱逃的医生。
在17世纪和18世纪，同情患者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瘟疫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开始在教堂和修道院内展示。巴克博士认为，“这些目的是为了让修道士更加关心传染病的受害者，克服对垂死尸体的腐烂气味以及对死亡的巨大恐惧。”那些照顾病人的人可能会牺牲自己，因此被描绘成圣人而被尊崇。

疗愈的力量

在17世纪，许多人认为想象力具有伤害或治愈的力量。法国艺术家尼古拉斯·普桑（Poussin）在意大利瘟疫爆发期间绘制了《阿什杜德的瘟疫》(1630-1631)。通过再现遥远的《圣经》悲剧性场景，这幅画激起了人们对恐怖和绝望的感觉，巴克博士认为:“艺术家希望通过此幅画，保护观者免受画中所描绘的疾病和侵害。”这幅画唤起观众强烈的悲伤，让观众们体验到一种净化，使自己对抗受周围的痛苦。

天花曾在日本肆虐了多个世纪。这幅在1892年创作的艺术品，描绘了神话里的武士（Minamoto no Tametomo）抵抗两个天花神，大天花和小天花。这位武士以其耐力和刚毅著称，被描绘得坚强且自信，他穿着如鲜血般华丽的服装，装备着武士刀和充满箭的箭袋，无所畏惧。正与这个武士相反，那些逃窜的天花神们既恐惧又无助地躲在画中的一角。

贯穿着痛苦的自画像

现当代艺术家们通过自画像的方式，去理解他们自己所遭受的瘟疫，同时思考生命和死亡的超然主题。

“一战”之后，西班牙流感席卷欧洲，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也未能幸免。当他的身体还在与流感搏斗时，他画出了自己的创伤——苍白、疲惫、孤独。张开的嘴巴呼应着他最著名的作品《呐喊》（The Scream），似乎也说明了蒙克当时呼吸极度困难。画中人物和家具似乎在错觉中融合，产生强烈的迷失感和分裂感；艺术家的床铺看起来也像一具尸体或断续的睡眠者，表达了作者夜晚被病毒折磨的辗转反侧。不同于蒙克以前画作中对患病亲人的焦虑和恐惧，这幅画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他必须独自忍受这场瘟疫。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奥特卡（Elizabeth Outka）博士告诉我们：“蒙克不仅拿着一面自然的镜子，而且还通过重新构想来实现他的控制力。”奥特卡认为，艺术是让艺术家与观众的一种共鸣：“观众可能会对蒙克的遭遇产生一种深刻的认同感和同情心，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治愈他们的痛苦。”

1918年，奥地利艺术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他怀孕的妻子正在创作一幅画，画的是他的家庭。画中的小孩代表了他们还未出生的孩子。不幸的是，那年秋天，伊迪丝和席勒都死于西班牙流感，肚子里的孩子也从未降生。席勒十分重视自画像，并通过描绘看似古怪的身体姿势来表达心中的痛苦。画中，皮肤的半透明质感十分原始，仿佛让我们见证了身体内部正在经受的折磨；脸上也挂满了他们的脆弱与无助。

大卫·沃纳洛维奇(David Wojnarowicz)是一位美国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有关艾滋病的作品，对美国政府和天主教会未能有效地宣传性安全知识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一个充满自我、无标题的自画像中，他展现了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在沃纳洛维奇死于艾滋病的六个月前，他与他的旅伴马里恩·斯切(Marion Scemama)正驾车穿越加利福尼亚的死亡谷（Death Valley）。在路途中，他下了车，并徒手掘地三尺，将自己埋了进去。

就像蒙克的自画像一样，来自英国的当代艺术史学家菲奥娜·约翰斯通（Fiona Johnstone）博士将沃纳洛维奇的作品视为他试图维护自己对病情控制。她说：“通过埋葬自己，大卫预先控制了自己的命运，也借此控制自己的病情。”

如今，数字化平台使艺术家能够实时应对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危机。出生于爱尔兰的艺术家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就创建了“感谢NHS”的海报（注：NHS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我们也可以为这个海报行进着色并且展示出来，一同创建这个艺术品。

在世界各地，艺术家们正在慢慢地了解新冠病毒和自我隔离所带来的影响。当代艺术史学家们热切期待着他们的作品。正在经历当今的疫情的我们，也将与这些新兴的艺术品产生共鸣，甚至因此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和全球化生活的这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