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关于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遗产的法律案件一直占据着艺术新闻界的头条。1970年罗斯科自杀身亡后，在他的继承人、遗嘱执行人和马乐伯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艺术经销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位66岁抽象艺术家的猝然离世震惊了艺术界，也骤然造成了其艺术市场一段时间的供应空白。1970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0.81岁左右。罗斯科是一位富有、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从人口统计学上来说，他的寿命本应更长。

罗斯科去世时在艺术评论界声誉极佳，他留下了798件极富价值的艺术作品，以及两位要继承他的遗产的后代。不同于后来那些过早去世的艺术家——比如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和凯斯·哈林（Keith Haring），或者最近的诺亚·戴维斯（Noah Davis）和王俊杰（Matthew Wong）——罗斯科的死拥有一切必要的因素来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争端。他的猝然辞世成为了艺术市场黑暗面的最好佐证。罗斯科的遗嘱执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扣留遗产中的作品。纽约上诉法院（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公开表示，这是“错误且十分骇人”的行径。除此之外，遗嘱执行人还试图对马乐伯画廊在市场上投放的作品进行限制，规定画廊 “在12年内，每年最多可以出售1947年以前和1947年以后两组画作中的各35幅，其售价可以是市场上的最佳价格，但不得低于遗产评估的价值”。

预见 “死亡效应”

无论是购买罗斯科、王俊杰还是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大多数押注艺术品价格走势的收藏家都会担心供过于求的问题。这种漫灌市场导致价格下跌的供过于求现象，主要受控于艺术流通领域唯一的商品生产者，即艺术家本人。艺术家可谓是艺术界的 “耐用品垄断商”（durable goods monopolist）——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创造的名词。记者安娜·路易·苏斯曼（Anna Louie Sussman）在一篇研究所谓 “死亡效应”（death effect）的文章中对这一学术概念进行了阐释：“一位垄断耐用品（例如一幅打算长期保存的画作）的供应商可以采取某些行动向买家保证，她或他不会在市场上倾销过剩的商品，从而‘破坏’市场的行情。这就起到了维持价格稳定的作用。”

二级拍卖市场上的价位与供求关系、评论界声誉、名人效应、文化品味以及经济大背景的因果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然而，无论是过早还是正常的离世，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关系，并影响艺术品的价格。

尽管许多个人藏家的收藏动机是审美上的愉悦，但有一部分买家还是主要将艺术品视为纯粹的投机商品。“兼具藏家和经销商（dealer-collector）身份的新藏家群体正在兴起，他们只为了投机性投资而购买艺术品。这种交易通常并不在传统的画廊界进行，而是通过拍卖行或与其他收藏家合作完成，”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的现代和当代艺术教授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Julian Stallabrass）在他的《公司化的艺术》（Art Incorporated, 2004）一书中写道。“这种活动的结果......是画廊对艺术家价格的控制力下降，并且画廊不得不对艺术家在二级市场上的地位做出反应。”

当一位艺术家达到或超过了平均寿命并在预期中辞世时，二级市场上就会产生相应的 “死亡效应”（death effect）。根据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Robert B. Ekelund Jr.）、约翰·D·杰克逊（John D. Jackson）和罗伯特·D·托利森（Robert D. Tollison）所著的《美国艺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Art）一书所言，平均来说，这种“死亡效应”会导致艺术品价格在艺术家去世前的五年内稳步上升，然后在死亡后立即下降。价格之所以上涨，是因为许多投机者在消费者高度关注艺术家的时候，就预见了未来作品的供应限制。由于担心经销商、画廊和继承人会用高价的作品漫灌市场，价格在艺术家离世后也就应声下降。

炒作艺术品与流拍

在年龄光谱的另一边，市场投机者通过拔高年轻新兴艺术家来“炒”（flip）艺术品，并在短时间使其作品价格蹿升。据彭博社报道，2011年，艺术家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在一级市场上的平均作品价格在2500美元到8500美元之间。仅仅两年之后，穆里略就已经在2013年的拍卖会上创造了480万美元的销售总额。这使得那些早早发现这位哥伦比亚艺术家的艺术投机者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通过抬高一位新兴艺术家作品的价格，买家可以对自己的基本声誉和收藏价值进行“补仓”，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艺术家的地位，不过这样做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然而，当一位艺术家早逝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名声、销路、受众和艺术评论界的号召力，究竟是什么因素确保了他们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位艺术家——巴斯奎特、哈林、戴维斯和王俊杰——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研究。

巴斯奎特和哈林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去世，他们都是鸦片剂毒品和艾滋病这对双生“瘟疫”的受害者。两位艺术家生前均是纽约东村（East Village）艺术界的明星，分别在27岁和31岁时名声大噪。巴斯奎特曾在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高古轩（Gagosian）和惠特尼双年展上（Whitney Biennial）展出，而哈林则参与了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São Paulo Biennial）和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的展览。
在随后的30年里，他们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创下了天文数字般的高价。2017年，巴斯奎特的头像画《无题》（Untitled, 1982）在苏富比拍卖行以1.104亿美元成交，成为拍卖价格最高的美国艺术家。同年，该拍卖行以650万美元的价格拍出了哈林的《无题》（Untitled, 1982）——这是一幅在黑胶布上创作的画作，至今仍是这位艺术家创下的最高拍卖纪录。

尽管巴斯奎特早年便已成名，但在其生前，他的拍卖估价仍可能偏低。在他1988年去世前6个月，苏富比拍卖行以7150美元（高于其6000美元的高估价）售出了《德克萨斯》（Texas, 1983）。不过在同一场拍卖会上，他的另一幅油画作品却斩获了更高的价格，以2.31万美元成交（在其2万至2.5万美元的估价内）。在哈林去世前6个月，他的作品在二级市场上的售价已经比往日高出许多，偶尔还会超过拍卖会的估价。例如，《无题》（Untitled, 1984）在1989年10月的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2.6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超过了3万美元的高估价。
巴斯奎特和哈林在去世前的拍卖价格轨迹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然而，这两位艺术家在去世后不久却经历了同样的价格走势：其作品的成交额都超过了估价，然后下探，最后又稳步上升。但在1990年至1991年期间，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许多画作在拍卖会上都未能成交，或是低于估价，或是被撤拍。导致这种下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9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1991年，美国经济的GDP萎缩了0.1%，失业率达到6.9%）、文化品味的变化，以及期待“死亡效应”的投机者战术性的需求减少与资本撤离。

“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死亡效应’在艺术市场上众人皆知，因此颇为自相矛盾的是，这项规律并不总是奏效。”《论价格：当代艺术市场上价格的象征意义》（Talking Prices: Symbolic Meanings of Prices on the Market for Contemporary Art, 2005）的作者 Olav Velthuis 说，“许多藏家可能会在艺术家去世后决定出售其作品。他们期望价格上涨，市场泛滥；但矛盾的是，价格却被持续压低，而并非膨胀。”

特例而非规律

画家诺亚·戴维斯和王俊杰于2015年和2019年去世，年龄分别为32岁和35岁。他们的作品在拍卖会上价格的不断飙升，成为了最近的头条新闻。2020年3月和6月，戴维斯的画作《寻找加列里乌斯》（In Search of Gallerius Maximumianus, 2009）和《无题（前院的孩子）》（Untitled 【Kids in the Front Yard】, 2010）分别在富艺斯和苏富比拍卖行以40万美元的高价成交。而本月早些时候，王俊杰的画作《香格里拉》（Shangri-La, 2017）在佳士得日场拍卖会上从估价50万美元飙升至70万美元（这本身就比之前的估价高出一大截），最终以44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Velthuis 表示：“王俊杰或诺亚·戴维斯不幸离世后的价格蹿升是特例而非规律。问题的重点是，这种效应会持续多久。” 恰恰相反，Velthuis 认为，大多数在平均寿命预期之前死亡或停止产出的艺术家，他们的价格更可能会下跌。他说：“事实上，一位艺术家去世时越年轻，‘死亡效应’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一些艺术家来说，去世产生的价格效应甚至是负面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年龄较小，他们建立稳定声誉的时间相对较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是藏家会慎重考虑支付更高价格的原因之一。”

海伦·莫尔斯沃斯（Helen Molesworth）年初在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策划了一场戴维斯的遗作展。她认为，价格最终还是位于审美的下游，受到后者的支配。“我对戴维斯作品价格的跳涨并不感到惊讶。自从他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认知——无论是作为一名画家还是作为地下博物馆的发明者——都在稳步增长。”她说，“对于绝大多数被他的画作所吸引的人来说，附加在作品上的美元数额，并不是与他的杰出艺术品进行交流最有趣的方式。”

莫尔斯沃斯补充说，“一个像拍卖会这样对其销售的物件不甚关心的市场”，其产生的价格不应成为衡量戴维斯等重要艺术家作品价值的最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