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以唐宋八大家为主题的文物展备受关注，展览集中展出了与这八位文豪有关的书画古籍等文物共115件，除了辽博馆藏的84件外（其中有20几件是首次展出），还有来自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的藏品，亦称得上是举国之力。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的大书法家多是书法造诣深厚、影响深远的一代宗师，他们的书法被后人临摹，成为圭臬。人以书传者是也，同时还有一批“书以人传者”。唐宋八大家书名以其文名而彰，他们的翰墨紧紧地与各自的文章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韩愈与“绝妙好辞”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碑》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认为从东汉至隋八个朝代中大兴骈文，文学走上重形式轻内容之歧路。是韩愈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主张用散文取代骈文写作。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也是八人中被《古文观止》收录文章最多的一位。古人有“吏部文章工部诗”之称，其中吏部指的就是韩愈，工部指的是杜甫，其声名可见一斑。

唐代书迹传世极少，吉光片羽被历代收藏家视为隋珠赵璧。此次展览中所见韩愈的几行小字或为其传世孤品弥足珍贵。更为罕见的是几行字是从左往右写的。这些字虽然仅仅是韩愈观款，但也体现出唐代书风尚法的基本特点，并且十分明显地受到欧阳询、柳公权的影响。虽然韩愈自称“性不喜书”，但从这些文字中还是能见到交代清晰的点画与卓尔不群的结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时候书法的实用性是第一位，而艺术性是第二位的。

韩愈在东晋书法《曹娥诔辞》上题下了观款，为这件本已足够精彩的作品再加上了重要的一笔。其后宋高宗赵构题蔡邕所谓“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关于这八个字的评价，据《世说新语》记载，曹操曾到曹娥碑前，见此八字，便与随行的杨修一起猜测其意，走了三十里，曹操猜出来了。杨修说我早就猜出来了。“黄绢”是有颜色的丝，是一个“绝”字；“幼妇”是少女，是一个“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儿子，是一个“好”字；“齑臼”是“受辛”的器皿，是一个“辞”字（一个受，一个辛字，是“辞”的一种写法）。合起来就是“绝妙好辞”。启功先生还写了专文《“绝妙好辞”辨》。此次展览中还有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欧阳修与《昼锦堂记》

《昼锦堂记》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名作，收入《古文观止》。昼锦堂的主人韩琦是宋代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名臣，曾任宰相，封魏国公。他是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故乡相州的知州，营造“昼锦堂”以示荣归故里。“昼锦”二字典出《史记·项羽本纪》，楚霸王项羽攻陷咸阳后，有人劝他定都关中，但项羽思乡心切，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欧阳修为好友韩琦撰写此文，等韩琦走后，欧阳修快马加鞭，追赶几十里，把文章要回，加以修改。原来首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欧阳修加了两个“而”字，成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使得文字柔和了不少。李泽厚先生曾用这则轶事来引出美学鉴赏的一些问题。

本次展览中展出清拓蔡襄楷书《昼锦堂记》。蔡襄书法被苏东坡称为“本朝第一”，如同虞世南书法直接北朝一样，蔡襄的书法直接唐朝，一定程度上未受到宋代“尚意”书法的影响，也就不存在赵孟頫所谓的“宋人之讹”。在宋四家之中，蔡襄书法的确最具古意。清初大收藏家孙承泽提到“宋人无工楷法者，蔡书出入晋唐间”，所言不虚。

展览中还有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这份手稿，能够见到多处明显的涂改痕迹，却丝毫不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文中开篇谈到“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还提到“高祖”“孙”“玄孙”等称谓，是一份研究家谱的重要资料。至于他的书法，《平生壮观》提到“文忠欧公书端严不苟，传世无多。公于当日未尝着意于书，岂知后世重其人，并其书而重之，竟迈于苏黄一等耶”。欧阳修不单单是文学家，而且是历史学家，他编写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又开创了金石学研究的先河，还编著了《集古录跋尾十卷》。这也难怪后人有这样的评价。

苏东坡与《洞庭中山》二赋

东坡书迹经过元祐党籍之禁多已毁灭，即使有劫余者，大都也被割去名款。宋代有新旧党之争，后期新党执政，把在元祐年间执政的称为元祐党籍，一并打压，苏轼就是元祐党籍。在存世不算多的苏轼手迹中，笔者以为《洞庭中山》二赋当作甲观。原因是这卷书法尽显苏字至大至刚之气，毫无刻画妩媚之态，似有不可犯之色。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他的书法足以引领宋代尚意书风的潮流。

从此卷书法内容得知，安定郡王用黄柑酿酒，名曰“洞庭春色”，其兄将此送与东坡。东坡因之作赋。后来他在定州做知事，用松实酿酒，名曰“中山松醪”，东坡再作赋，书于一卷。时年东坡59岁。此作在溥仪逊位后，被辗转藏入长春伪帝宫，1945年散失民间。1982年被发现后入藏吉林省博物馆。王世贞评价“此不惟以古胜雅，且姿态百出，而结构缜密，无一笔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

欧阳修对苏轼还有知遇之恩。嘉祐二年礼部考试中，在读完苏轼的文章后欧阳修与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压”，后来信服。展览中还有宋拓苏轼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

结语

八大家中广为人知的作品与故事还有明刻王安石《王荆公文集》。《宋史》记载，王安石从小爱读书，过目不忘，写文章“动笔如飞”，不经意间能够技惊四座，但王安石的书法传世很少，黄庭坚评价，得古人法，杨凝式后一人。又有明刻苏洵《重镌苏老泉朱批孟子》。苏轼的父亲苏洵“少年不学”，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三字经》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至于曾在拍场上有耀目表现的曾巩《局事帖》，是其62岁时写给同乡的一封信。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提到此件。该件是曾巩传世唯一一件书法。

唐宋八大家中，有的是位高权重的大臣，曾领导和参与国家重大的改革与建设，有的是文坛领袖，为萎靡颓唐的文坛吹来新风，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笔，有的是宦海沉浮的官吏，在颠沛流离中仍能乐天知命，用自己的成就再次证明了“文章憎命达”这句话。他们的关系，有的是师徒，有的是好友，有的是父子，他们在为学为艺上能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他们文学上的精湛造诣，是艺术境界的底色，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百味与伟岸高洁的人格力量最终都能通过那支笔呈现出来，这正如古人所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如其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