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存，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以及汇粹了全球某一方面不可取代的符号创意资源，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文化资本；而通过城市品牌战略和可持续性地开发，从静态的变成为动态的享用产品，从而使文化资本转化成为造福城市公众的社会资本。这种资本的重要特征，体现了人性和人文精神的人类行程，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构成的空间踪迹；它们的不可取代的独特魅力，我们把它称为美学社会学的“节点”。“节点”不同于地点，每个一定人口聚集地都是地点，但非“节点”；“节点”一定是浓缩了空间的、自然的、文化的、产业的特殊价值的地方。它们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从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这一定是积极的社会实践的产物。

公共艺术在此起到什么作用？它的路径何在？这即是本文论述的核心。

“地方性”品质是打造国际性的公共艺术“节点”的基础

人们对某一座特征鲜明的城市的感知会产生一种我们称之为“感知定势”的审美认同。此之何谓？即独特的“地方性”——地方性就是城市的特殊个性，而并非所有特殊的个性都有美学品质；唯有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区域符号的典型性、多样性、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性、创造性的“地方性”才具有这种美感魅力的“感知定势”。这种“地方性”的物理空间和场所，我们即认为它具有公共艺术品质，它是塑造国际性的公共艺术的城市“节点”的基础。

“考察任一特定规模的世界，立即就揭示出一系列的结果和过程，它们制造了不同的地理差异：生活方式、生活标准、资源运用、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化和政治形式等各个方面。人类占据地球表面以及嵌在不同地方中的社会形式（语言、政治机构、宗教价值和信仰）的非凡进化，这一长期的历史地理创造了特别的社会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地理拼嵌图。这个拼嵌图本身是‘重写本’——由在多种层次上互相叠加的部分遗产的历史增加物所组成，就像不同时期不同的建筑，它们在拥有古老身份的当代城市的人工环境中被分成了很多层次……这个地理拼嵌图是人类各种行为随着时间而不断加深的产物”。

假如说，资本的国际化流动正在加速对这种不同区域的文化叠加所形成的“地方性”加以减弱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自觉地去维护并重构这种“地方性”，它是区域文化财富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城市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文化资本的价值核心。

这种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城市打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资源”自身也处于更替和更新之中；正如佐京所说：“保护老建筑和城市的一小部分再现了对城市的可见的过去的稀有‘垄断’。这样的垄断在旅游收入和地产价格上具有经济价值。就像一个具有历史保护意义的形象本身，一旦脱离了其背景，就具有经济价值。在纽约的锡拉丘兹，从一个早已消失了的制盐场里找到的一根机轴也被作为公共雕塑供了起来，为一个再发展项目增色。”

文化生产中心，诸如表演或风景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如古战场遗址、自然奇迹、寺庙、古作坊——作为文化策略力图创造视觉全景。“把文化的多面性和多种冲突转化为一个一致的视觉再现。因而，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是与‘文化产品’相结合，即与生态的、历史的或建筑的物质相结合。这些物质以视觉消费品的形式出现，已被公众接受，可以被展览、诠释、复制和买卖”。博物馆收藏品、地域传统转化为视觉文化资源，以至成为明信片和礼品，从而由城市财富转换为经济财富的重要部分。

城市作为“艺术作品”的永恒利息

芒福德说，城市是“一个地理网状物：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的过程物，一个社会战斗的舞台，以及一个集合统一的美学象征物。一方面，它是一个为日常民用和经验活动服务的物质结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有意为了有着更大意义的行动以及人类文化更崇高目的而服务的戏剧性场景。城市促进艺术，并且本身就是艺术；城市创造剧场，并且本身就是剧场。”对纯粹的工具性物质服务必须采取最严格的“经济紧缩”，将“大量的力量和经济支持释放给绘画、雕塑、戏剧和音乐”。这样的城市本身即是一件艺术作品。诸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拥有许多过去的艺术瑰宝与文化遗产的文化中心，它们的这些瑰宝与遗产，既收藏在博物馆与美术馆中，也体现在城市建筑构架与布局之中，表征着一个城市文化资本的主要资源。类似的观点认为，城市可以当作一件“艺术作品”（奥尔森，1986），除了上述类型，还有一些具有格外突出的自然美的城市如里约热内卢、旧金山，既可看作是城市名望之泉，亦可视为文化资本之源。在此，我们也把城市当作是文化中心，但还包括了城市所拥有的闲暇娱乐产业。

独具一格的大都市（如纽约、巴黎、洛杉矶、伦敦），从它们作为文化生产中心来看，也许拥有很强大的文化资本，它们不仅拥有一直在不断扩大的艺术部分，而且还拥有时尚、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旅游与闲暇等大众文化产业。在这种情境中，文化资本（布迪厄，1984）可以说与经济资本（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一样，都是财富之源泉，通过一系列直接和间接途径，文化资本的价值出乎意料地可以赎取（Redeemable）和转化为经济价值。因此，国家政策制定者、城市管理者及私营企业家就由此受到鼓舞，在激烈竞争条件下，寻求在文化方面进行投资（费希尔等，1987），搜寻他们对重要的城市形象的感觉。”这是对公共艺术在当代城市文化建设中扮演最为重要作用的生动描述。

城市是依靠空间遗存而承载着城市的记忆，而视觉的记忆就是依赖对这种独特风貌特征和凝聚了时代发展痕迹的公共空间的构筑物的读解感受着城市的生命行程。

从这一意义来说，一座魅力之城之构成全球城市“节点”在于这座城市汇聚了人类文明的空间财富；变成了拥有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历史“准效益”。

建构公共艺术、打造世界“节点”的四个路径

关于城市空间的艺术创造，有太多太多的讨论。我们也有了诸多公共空间的实践，但大多失败者多而成功者少。原因何在呢？我的答案是没有做好下列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美学象征的表达高度

象征性的表达高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细小的标识可以是某个物品或地点，巨大的标识可以表征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精神。为了达到这种象征意义的高度，人们往往便以体量、尺度、材料等去陈述某一宏大主题，以成为人类之最，从而引起最高美学关注度。法国著名建筑师鲍赞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关于在911事件中增效的纽约双子大楼的论述可代替我们的描述：

“在数个世纪中，建筑的核心理念，旨在分享所有人都可触及的回忆，因为它是一种公众的艺术。人们制定了一些建筑的编码，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能够被识别。这就是为什么文艺复兴倡导重寻古代。这指的是在共享的、幻影般的回忆里汲取源泉。”例如，纽约的“双子塔楼”：“一旦这个象征被毁灭，人们立刻意识到：双子塔楼曾经具有一种近乎精神化的维度，是从超出了人类坐标之外的建筑。它们真正地达到了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大师布雷（Boullée）所定义的‘崇高’的范畴。在现代性的美学史上，双子塔楼曾经存在的现象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意义。在废墟之上，人们对这个参照物做任何否定性的工作，都将如同拒绝这种精神维度。”

从聚焦当代符号空间资源，抢占空间美学创意先机，拉斯维加斯无疑是全球最著名的城市。反之，拉斯维加斯不仅仅因为博彩业，全世界以博彩业为主的城市不光拉斯维加斯，但没有任何一座可与它相比。原因就是矗立其间的空间美学作品。它以无以伦比的符号创意聚集，形成了全球最具魅力的城市“节点”。

二、美学符号的构造力度

从公共艺术在城市空间的聚集效应来说，构造力度是核心。小打小闹，不可能形成优势集群，从而也不可能成为空间关注度的爆发点。最为典型的例子可以美国的好莱坞和迪斯尼为代表。这儿谈不上有多么深刻，更说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杰出成就，但持续地保持着符号原创的扩散性。这里体现的典型的是城市文化产业的“无中生有”。不论是好莱坞还是迪士尼，它们都是“凭空捏造”的东西，但却成为全球关注度和影响力波及最为广阔的“公共文化”。

我们此处的美学符号的构造力度的诠释：“迪士尼世界使城市公共空间理想化，以此建造了让人们找到快乐和知识场所的愿望，从而以理想化的空间生产方式创造了“社会认同的虚拟叙述”。视觉一致，构筑共享叙述，“运用压缩和浓缩的手段，把复杂的经历变得通俗易懂，让人们只看到精心挑选的符号。”公共艺术的实践正是以公共空间的“节点”进行空间人文叙述，以点、线与面的连接，在人们的现实生活空间实施这种理想化的空间生产，从而把“硬性之城”和“软性之城”合二为一。

三、美学原创的激发亮度

原创是重要的，但原创的光亮度有多大，能照射多远，却是关键。有原创仅仅是基础，必须使原创的光亮度大到足以照亮到全球。换句话说，光亮度照到那儿，就是那一地区的名片和聚焦目的地，也就是此一地区的最大公共艺术。

最著名的例子是西班牙的小城毕尔巴鄂城，人们都知道这座城市有座盖里设计的引起全球巨大争议的美术馆，她是全城的最大“公共雕塑”，即古根海姆博物馆，仅此一个建筑和它的一系列精彩的展览便拉动了这座小城的文化和经济的引擎。

四、美学构造的智慧深度

有美学追求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品质高度的要求，这就是智慧的深度，从而才可能持续地走在世界的前头，较长时间地成为全球创意产业和美学经济的领头羊。英国伦敦是全球最重要的创意之都，创意经济占总量的20%。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对美学构造的智慧深度的制度设计。其核心便是对精深、异端、前沿、经典艺术文化的制度支持。创意文化的源头在于保持作为综合的各种艺术文化载体的多种多样的艺术博物馆的高水平运营，因此制度设计扶持各种展览和高水平的演出是关键。

“英国国家美术馆一直是伦敦复兴受资助的文化基础设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大英博物馆的庭院、科学博物馆的侧厅、萨摩撒特郡议院（Somerset House）和吉尔伯特选集（Gilbert Collection）、重新翻修的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萨德勒斯· 威尔斯芭蕾（Sadlers Wells Ballet）和科文特花园歌剧院（Covent Garden Opera），莎士比亚环球剧场（Shakespeares’s Globe）”等等，为伦敦的美学经济带来了最高水准的文化与符号聚集。

深度不一定要无比宏大，如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光之力”（Valon Voimat）城市艺术节，就是一个把“小问题”做深做透从而熔铸了其智慧深度的“公共艺术”作品。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自1995年推出的“光之力”艺术节，从此成了每年一度的活动。由于赫尔辛基是只有黑白两个季节的城市，在夏至前后的白夜期间，由于地处高纬度，太阳只落下一小时。冬季则太阳仅在空中停留很短时间，由于这个季节长期严重缺乏光线，很多忧郁症患者会自杀。自1995年开始，该地在每年11月至12月期间举办一次以“光之力”（Valon Voimat）为名的灯光节。“光之力”利用了阴暗的矛盾，将赫尔辛基营造为四季之城。该城市节庆创意的构想是从城市中央车站广场散发光线，加上利用从郊区到市区的灯笼项目与游行，通过光线的象征性，联接室内不同地区。每年11月下旬，游客既可以在贸易展中欣赏新照明，又可以参加灯光与照明方面议题的座谈会。1996年，有艺术系的学生提出构想：让乘客搭乘黑暗电车，游览没有灯光照明的街道，以眺望这座大放光明的城市。这个节庆不仅吸引了来自布达佩斯、伦敦、伊斯坦布尔、巴塞罗那等城市之间的国际合作，而且使得“光”成为赫尔辛基这座城市的新商标。

“光”是一种象征，它在赫尔辛基产生的奇迹与力量，也正来源于“光”的文化价值。赫尔辛基的光，促使市府官员和私人企业以创新的方式，去思考灯光，还有它的力量与影响。赫尔辛基是一个成功整合文化资源的创意城市的例子。

该项活动最初从中央车站广场，以三万英镑启动，发展成为带动赫尔辛基城市经济的城市引擎，记录了经济、环境、社会、文化、以“光”艺术构成生活美景。从商店、画廊、街道、公园、博物馆，甚至工厂与建筑工地，“任何设施都可以用来充当光的表演舞台，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以照明为实体经济的商业舞台、旅游和产业相结合的典范，同时也成了赫尔辛基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