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作为世界知名的印象派画家，他的《星月夜》、《向日葵》、《有乌鸦的麦田》等作品不仅家喻户晓，也已跻身于全球最具名、最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

2016年11月，美国一位名叫詹姆斯·格鲁姆德维格的作家对媒体说，他认为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估价高达9500万美元的梵高的《麦田里的柏树》是赝品，理由是绘画水平太差、画卷没有折痕以及来源存疑。

《麦田里的柏树》是梵高在疯人院被允许野外绘画时所创作的系列作品，梵高认为这是他最满意的夏季风景画作品。

作为镇馆之宝，居然被说是冒牌货，自然引起了博物馆的高度重视。

面对质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开画作流传有序的信息，并公布科学检测报告，证明这幅画确实是真迹。

原来，质疑者格鲁姆维格原本是一名基建工程经理，花了3年时间来研究调查梵高的生平和画作，写了一本《分解梵高》，并于2016年10月出版，他的此次质疑明显是为了卖书而炒作造势。而且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更赤裸裸，写着：大都会的9500万美元的梵高作品是赝品。

关于艺术作品的真假问题向来争议不断，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艺术作品往往是几经转手，对于真伪的判断自然也并非易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也给艺术作品增添了那么一丝神秘气息。

那么，谁有权利来决定艺术品的真伪？在判断真伪过程中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梵高作品的真伪之争

在判断艺术品真伪这个问题上，艺术专家的权威不容忽视，他们的工作就是追求真相，为艺术品提供真实的历史。

梵高专家的权威就立足于他们对梵高生平与创作的了解。少数专家不仅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们自己也收藏或保管数量可观的梵高作品。

德·拉·法耶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源于他以一己之力编订了梵高作品分类图录，该书出版于1928年。在他的有生之年，市面上没有再出现可与之相比的梵高作品目录。

但是，他所收录的这些作品真的都是梵高真作吗？其实，也不尽然。

造假的梵高自画像

1911年，法国画家朱迪特参加了巴黎欧仁·德吕埃美术馆举办的一个梵高画展。在大师梵高的诸多作品中，她竟然看到了自己早年临摹高更的一幅梵高自画像！

更令她吃惊的是，仿作已经被篡改。多年前她如实临摹的画作上的绿色背景，已被若干花朵覆盖，签名也消失无踪。

在她想揭发这幅伪作的时候，丈夫强烈反对：你为什么要故意惹那些画商和藏家不快呢？坚持真相有时候会让你痛悔终生的。

此后这幅画作被艺术收藏家保罗收藏，德·拉·法耶也把这幅伪作收入了他在1928年编定的梵高作品目录，归于“带花的自画像”标题下。尽管多年后朱迪特在一家杂志上讲了这个故事，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幅梵高真作。

流入市场的大量伪作

1928年，在柏林的卡西雷尔美术馆的展览上，画商瓦克尔带来的四幅作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这几幅作品与梵高的其他作品格格不入。

而此前，德·拉·法耶曾为这几幅作品颁发过真品证书，并将它们收入了梵高分类目录。但是这几幅作品被认定并非出自梵高之手。

德·拉·法耶感到震惊，作为一个梵高专家，怎么可以错到如此地步。后来有媒体说他和瓦克尔沆瀣一气，还有人指责他从瓦克尔卖出的梵高作品中获了利，但是德·拉·法耶称在确证卖出的作品是假作后，他自己已花钱将其购回。

毋庸赘言，德·拉·法耶起初并不知晓自己书中收进了假作，然而，1928年1月之后，他开始再次研习瓦克尔手中的梵高作品，并将它们与其他确凿无疑的梵高同一时期类似主题的画作相比较，发现瓦克尔手中的作品几乎全都不是出自梵高之手。

德·拉·法耶决定不公开此事，他决定遵循艺术品交易中的一个不成文规则：如果一件卖出的艺术品被证明是无可争议的假货，那么，卖家和买家都必须考虑周详，谨慎行事。

这个规则既简单又易行，但也暗藏隐患，这在瓦克尔的梵高收藏这件事上就清楚体现了出来。

到1928年年尾，被涉进此事的个人和机构越来越多。11月，30幅画作中的一多半已经被数十个画商和私人收藏家过手，其中几位接到德·拉·法耶的告诫，退了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挽回了瓦克尔造成的损失，不满之议纷起。

德·拉·法耶和他的梵高图录出版商一起向图录购买者递送了一份《补充说明》，列出该书中包含的瓦克尔的梵高假作清单。他还将这一计划告知了他在德国和荷兰的商业伙伴。所以，德·拉·法耶想要不声张此事的意愿注定还是失败了。

德国媒体抢先得到瓦克尔手上是梵高伪作的消息。1928年11月28日，头版新闻横空出世:“梵高名作是伪作”，“赝作大发现”，“伪造的梵高作品”等等。瓦克尔威胁说他要采取法律步骤阻止媒体的行为，并且必要时会起诉德·拉·法耶诽谤。

有些专家改变其原先的坚定立场，修正了自己的结论，比如德国的梵高专家尤里乌斯·迈耶-格雷斐，和德·拉·法耶一样，从1926年起为瓦克尔手上的梵高作品开具真品证书，现在他动摇了。

假货礼物

1890年5月20日，梵高结识了保罗·加赫医生。加赫在现代法国画家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他是最早一批欣赏和开始收藏印象派画的艺术家之一。他给画家看病，画家则送他油画和素描，其中有塞尚、莫奈等人。当然，梵高也曾送画给他。

1909年老加赫去世后，小加赫拥有了父亲的藏品，但却被指责贩卖伪作并且印图卖钱。1949年，加赫给卢浮宫捐赠了两幅梵高作品，分别是《加赫医生肖像》和《自画像》，1952年加赫又把梵高的《奥维尔的教堂》捐给法国政府，虽然各家报纸称之为捐赠，但实际上加赫是把画卖给了一位匿名的加拿大人，加拿大人又把它捐给了卢浮宫。

1954年，加赫为工程师梵高（梵高的侄子）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基金会捐赠了《圣雷米疗养院的花园》，并且成为了基金会的荣誉成员，这件事特别令人瞩目，因为与此同时，工程师通过对比和检测，开始意识到加赫送给他的这幅画是梵高伪作。

1974年，大约在《圣雷米疗养院的花园》捐赠20年之后，工程师梵高对有关情况做了一番盘点，他认为加赫捐给国立美术馆的所有梵高画都不是真迹。但为什么他从不发表文章说明自己的观点呢？

严格来说，这幅画的画主不是工程师而是文森特·梵高基金会，尽管是由他保管的。在艺术界，甲馆管理者主动发表公开声明，说乙馆藏品不是真迹，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

所有利益各方必须遵循的不成文的规矩是，甲馆管理者负责甲馆的藏品，乙馆管理者负责乙馆的藏品。因而，各馆管理者希望其他馆的管理者，不要对自己保管的艺术品发表破坏性声明。

对工程师而言，目录编辑遵守了这条规矩，这个规矩依据的是专业博物馆的自主权，它要求专家遵守具体的行事规则。

专家不应对艺术品作者发表否定性的单方评价，如果有人请他发表否定性的单方评价，他应当考虑到画主有可能对此很敏感。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去看望刚生产的母亲和她的婴儿，出于礼貌，来访者必须毫无保留地恭喜这位母亲。来房者即使认为婴儿是丑八怪，也不应当面告诉母亲，或宣布孩子的父亲其实是另一个男人。如果来人执意自作主张，母亲就会对他下逐客令。

工程师决定不发表对加赫所藏梵高作品真伪的鉴定结果，这完全可以视为他是在遵守有关真假艺术品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控制着艺术界的交换关系。

然后还有国家荣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十分关注对梵高作品真伪的批评，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两国代表关系紧张，因为他们把艺术当作外交工具。

为什么会存在真伪之争

在关于艺术品的真伪之争中，首先，最能解释其中原因的是 潜在的利益得失。

专家们扮演的角色分工不够明确，很多人都同时从事几个行业，比如德・拉・法耶除了是艺术专家，还是拍卖师、画商、美术馆负责人和艺术评论家。

他们在判断一幅画作的真实性时，经常面临说真话所带来的困境。在了解艺术品真相的艺术专家、提升人们艺术品味的艺评人、博物馆馆长、和作为商人只想逐利的画商之间，利益是相互冲突的。

比如工程师梵高，作为梵高作品的持有者、守护人、美术馆负责人，也并不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判定梵高伪作，毕竟那是别人的一笔财产。哈马赫尔是博物馆馆长，但在谈及艺术品的真伪时也出言谨慎。各个专家之间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

在大量这类冲突中， 专家有时会选择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或选择成为别人利益的代言人。毕竟，自20世纪初以来，从画商或拍卖行那里卖出的梵高作品价格在逐年攀升，购买梵高作品是一笔良好的投资。

然而，像一些身家雄厚的藏家，之所以拒绝接受被说他们的收藏是伪作，倒与钱没多少关系。他们买下画作本来就不是为了当成商品。他们收藏是为了提升自身形象，希冀通过收藏而垂世不朽。

在他们眼里，最可怕的是 对收藏的梵高作品的纷然横议可能玷污自身清誉，因为艺术品也是名望的象征。谁拥有大量优质藏品，谁就有望得到博物馆、拍卖行和媒体的青睐。这样的藏家定能在等级森严的艺术界获得一席之位。

梵高作品也具有象征价值，是荷兰和德国复杂的意识形态构造过程的一部分。在19世纪，荷兰人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黄金时代绘画大师的生平和作品。这个时期，德国的统一也伴随着德国民众 通过本国艺术家及作品来确立其民族精神。因此，如果有人否定梵高作品的真实性，他们会觉得受到了威胁。

对于那些寻求个体的上帝观的人而言，梵高其人其作也意义重大，他们赞扬梵高作品的用词皆出自基督教。美学与意识形态的混杂，为梵高作品真伪之争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否定这些作品是真迹，会让他们觉得是对其个人或集体的意义感、目标感的玷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