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概念最早见于席勒的《美育书简》，他认为美育可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分裂的问题，从而达到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早在20世纪初，“美育”的概念便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被引入中国，王国维谈道：“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十分先锋地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事实上这些提法，可以说是对春秋时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思想一以贯之的继承。

由此可见，我们的教育系统中从来不缺乏美育的内容，只是将关于艺术审美的科目集中放置到“艺术教育”的统筹之下。“艺教”与“美育”是从字面上便可轻易区分的词汇，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被混为一谈。顾名思义，“艺教”的目的性更为明确，词眼在于“教育”，目标是教会大家一样具体的技能，如绘画、音乐、舞蹈等。而“美育”的概念实则更为广阔，它传达的应该是一种理念和能力，而非具体的某一样技能。美育除了艺术创作、欣赏等能力之外，既可以宏观到哲学、美学、伦理等层面，也可以细微到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

美，没有标准答案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古至今无数画家画出了自己心中的酒神与圣母。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司丞李必有一问：“鲲鹏大，还是蚍蜉大？”这样一个问题，但凡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笑道：“当然是鲲鹏大”，然而剧中人却解释道：“物大物小，各自其用；有用无用，各尽逍遥。”

于是再仔细地想一想：《命运交响曲》悦耳，《月亮之上》也好听；《牡丹亭》情深一往，《还珠格格》也爱得真实。艺术理论家白慎谦曾写过一篇有关街头指示牌的文章，文中描述了他在上海看到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公共厕所在弄堂”，并评价：“这些字，很有些用短锋羊毫书写颜体行书的味道，元气淋漓，浑厚苍茫。”普通人看到这样的书写难免会失笑，大概会冠以“有损市容市貌”之名，很难从书法的角度去解读它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语境中，万物皆有美，而不是一成不变地指向一个标准答案。

美育并非形而上的务虚

正如前文所言，美育可以细化到具体的每一件事，通过不同的艺术途径满足不同的需要。人之初，即有审美体验。幼儿听见音乐会舞动身体，听见哀伤乐曲甚至会流泪号哭；孩童看见色彩，即有自己的喜好和选择，对图片和美术作品的感知也绝无障碍。

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教育，却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审美能力。美育的初心，是希望能让一个人在阅读“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样的句子时，能感受到韵律高低错落的涌动，触碰到词人指尖的酒香与惆怅，以及与同袍并进的炽热豪情。

这种看似“形而上”的能力仿佛无法落到实处，然而时间久了，懂得美的人多了，自然会产生“蝴蝶效应”，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审美能力将随之提升。为什么我们向往盛唐气象，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拥有一套完整的审美体系，而这也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早在初唐也有被李白诟病“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诗文审美取向，但随着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经过一代人的开拓，终于圆融出最美的唐朝，忆昔开元全盛日，宏阔大气、精美绝伦，成为整个时代“文化输出”的中心。

可以说，“美育”与“艺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仅仅只有美育的理念，而没有艺术教育辅以知识结构的支撑，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单单进行技法教授，却不触及审美等更高层次的内容，观者最终将收获甚微。周围的一切皆美，而人们常常视若无睹、宛如目盲。“美育”是打开眼睛的方式，而“艺教”则是通往更高层审美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