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瑞， 一九三八年生， 杂项研究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原秘书长、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崭露头角

　　刘东瑞参与《中国古代度量衡图录》的编写，是1975 年调回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后接到的第一个正经八百的任务。他负责书中“衡”器的部分，在这期间他琢磨出了两样东西。

　　历史博物馆的文物一级品库里，刘东瑞看到一个像尺又不是尺的器具，上头有一个孔，能挂着，还有刻度。档案上写得很简单：1959 年从上海征集，传安徽邵县出土，古代青铜器。刘东瑞琢磨半天，让技术室把铜锈去掉，露出了上面的“王”字、刻度、刻线、夹角之后，他觉得这是最原始的秤。刘东瑞就此写了篇文章发表，引起各方不错的反响。中国力学室的一个研究员甚至说这是咱力学史上的一个突破，早于国外的阿基米德好多年。

　　另一样东西是王莽铜卡尺，因为辨不清真假，本也不想收录在册。中国博物馆学家兼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先生在审稿会上拿着卡尺悬赏一顿涮羊肉，希望有人研究出来。刘东瑞领命了涮羊肉，回去现学微积分，边学边琢磨卡尺。琢磨透了，公示出来，有理有据，鉴定明确。从那之后，历史博物馆将铜卡尺陈列出来展示给观众。至此，刘东瑞关于王铜衡和铜卡尺的结论已得到公认，并被很多专著引用。刘东瑞开始在文物鉴定上崭露头角。

　　从讲解员到秘书长

　　刘东瑞的人生看似是被别人安排的，高中毕业时原本内定保送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急着要人，刘东瑞就进了历史博物馆，服从了组织安排。

　　在历史博物馆，刘东瑞是讲解员，但常被调走去征集文物。在“文艺复兴之路”的展览里，光绪二十九年的大炮、北伐军的过山炮、“汉阳造”、毛瑟枪，都是他征集来的。没见过过山炮的刘东瑞去图书馆资料室查阅民国时期的《良友》杂志，找图片，记下炮的样子，然后这位二十出头、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拿着介绍信去石家庄534 库，寻找杂志图片上的炮。正值困难时期，刘东瑞一天交一斤粮票，敞开了吃，吃完就找炮，日子过得自在又充实。汉阳兵工厂的一门炮就这样被找到了，并顺便发现了一门光绪二十九年的铜炮，有款。刘东瑞换算了一下，1903 年出厂的，时间上靠谱。临走时还加上许多“汉阳造”、德国毛瑟枪一起装箱，满满当当地超额完成任务。1960 年历史博物馆开馆时，一个展位前头放一门大炮，毛瑟枪摆成两个牌子挂在墙上，“这一组陈列还挺有看头”。从此，领导觉得刘东瑞敢做主，就让他去做各种五花八门的征集：肃反的、镇压反革命的、敌特的电台……刘东瑞就此开始和各种文物打交道。

　　20 世纪80 年代初有件事情挺轰动，轰动是因为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大斑簋，轰动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垃圾堆里的这个斑簋，而是全国各地很多垃圾堆里都找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凑在一起做了一个展览，展览由文物局主办，实际上是刘东瑞一手操持。刘东瑞在历史博物馆一直待到80 年代初，为了这个全国范围内的“垃圾堆里拣选文物展”，他撂下手里主编的《博物馆》杂志，帮忙文物局的朋友实施这件事。全国各地的东西源源不断送来。其中大斑簋的发现很有戏剧性。郭沫若曾经主编过一本《西周金文辞大系》，提到了斑簋这种东西，因为缺少实物考证，只有清朝的拓片、线图，因而就给放到了附录里。1976 年，通县(今北京通州)有个废铜厂，是废品收购站的总厂，工人拆包，把东西按铜、铁、钢分类时，拆出斑簋的一个底片，铭文铸在了内底上，一大片，270 多个字。有个老先生识货，知道是好东西，就从其他包里找到些残片，做成拓片照成像，给郭沫若送去了。郭沫若非常高兴，这就是我编书时想找的东西!斑簋的三个足还在，内底的铭文是全的，但上半部分都没了。于是动员大家翻遍了上千个包，几十个人干了一个多月，把剩下几个小残片给找到了，最后复原了斑簋。

　　如此这般，“垃圾堆里拣选文物展”大获成功，刘东瑞从此留在了文物局做副处长。同时组成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刘东瑞做秘书长。

　　与启功老先生共事

　　刘东瑞敢想敢做，但也会在某些事上出人意料的谨慎。刘东瑞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时，常常会复鉴一些大案要案，一个鉴定结论关乎生死。那时刘东瑞与启功老先生共事，启功先生是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

　　因为“近水楼台”，文博系统内会有人经受不起诱惑犯事。曾经有位厦门文化局副局长，姓陈，喜好集邮，既没钱又要玩。局里库房外堆着一堆没人认领的字画，是“文革”查抄的物资退赔完剩下的。陈副局长每次顺手牵羊拿走一两卷，卖了换邮票，直至最后东窗事发。起初福建文管会鉴定被盗字画，估价1 万元，被人告状称徇私;法院再找第三方鉴定，估价15 万元。按国家规定，达到4 万元就枪毙，定15 万元必死无疑。检察院将结论拿到北京仲裁。刘东瑞请了专家组复鉴，最后估价7.5 万元，一样是个死。刘东瑞觉得那人冤屈，觉得这么死不值得，考虑再三决定去启功先生家，把来龙去脉一说，启功先生第二天出面重看了一遍，在原有的意见上签了新意见：质次价高，抬举了它。它指的是烂画。签完后就跟检察院的人说：“你告诉他，以后他再偷东西时，请我当顾问，别净偷这不值钱的。” 两天后报纸头版，判了有期徒刑。刘东瑞特地去启功老先生家通报：有期徒刑，免去一死。启功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刘东瑞现在还记得：“该打屁股的事，就不要砍脑袋。”

　　启功先生为人处事方面的周到，不只在过手这些案件上，平日里的家长里短，都少不了让他打理得服服帖帖。曾经有位北师大老教授的太太，是启功先生的老熟人，平日里溜公园，喜欢路边摊上顺手买些小玉件。有次拿出一包东西让刘东瑞鉴定，刘东瑞一瞧，都是假的，没一件正经东西。老太太遇见了明白人，连说给钱让刘东瑞给她掌眼买几件。刘东瑞待老太太走后请教启功先生，启先生支招：别买，别管，咱送她。最后，启功在刘东瑞搜罗来的几个玉器里挑了一个小挂件，是清代的小兔子，送给了属兔的老太太。刘东瑞觉得启功先生想事想得很具体，最后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值得他好好琢磨琢磨。

　　鉴定“ 定” 生死

　　刘东瑞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做了14 年，退休5 年后又被增补为文物鉴定会委员。经他手的案子，有20多起因为定级而被改判，而免于死刑。刘老先生似乎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不觉得这是无上荣光的事，国家关于文物的法律定级条款细化才至关重要，一个人的生死从来不该只由另一个人主观去定夺。

　　他经手过山西文物局局长张希舜走私文物的事，当时闹得很大。一个台商想投资修缮关帝庙，并带一尊关云长的像回台湾。张希舜代收台商的2000 美元，去库房找了一尊没火漆的关公像，文物商店的人把别处的火漆贴到像上。台商带走，在机场托运行李时被拿下，说是走私文物。因为关公像是张希舜批准买卖的，所以定名他走私文物。初始鉴定为清代三级文物，禁止出口，判张希舜4 年。3 年后家属请求复鉴，转到北京文物鉴定委员会，刘东瑞找了3 位专家，当着山西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面，下了鉴定结论：清代，一般文物。张希舜无罪释放。刘东瑞认为：“一个条文的解释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而且灵活性太大，说明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张希舜案件发生后不久，国家文物局就授权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修改《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从1997 年开始，用了3 年时间。2001年，新的定级标准由文化部颁布施行。文物鉴定部门不再为“三级”中对“珍贵”与“一般”的认定而头痛了，起了规范作用。刘东瑞认为自己也不是过于悲天悯人，还是照启功先生说的：别把打屁股的罪搞成砍头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