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杰作”将于3月5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家美术馆揭幕。展览将展出61幅来自英国国家美术馆馆藏中的大师杰作，包括波提切利、提香、伦勃朗、维米尔、埃尔·格列柯、委拉斯凯兹、戈雅、康斯特布尔、凡·代克、盖恩斯伯勒、雷诺阿、塞尚、莫奈、高更与梵高，横跨450年的历史。这是英国国家美术馆近200年历史中的首次国际巡展，此前两站分别在日本东京与大阪。

据《堪培拉时报》报道，这是疫情以来澳大利亚的首个大展，与此同时，展品的拆箱和悬挂首次通过线上直播受到借展方的监督。

英国国家美术馆成立于1824年，彼时英国政府从银行家约翰·朱利叶斯·安格斯坦(John Julius Angerstein)的遗产中购得38幅油画，并将其位于蓓尔美尔街(Pall Mall)的房子作为向公众展示画作的场馆。不同于其他大型欧洲博物馆，伦敦国家美术馆并非基于皇家收藏，而是从市民收藏积累而来，囊括从13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之初的藏品。如今，国家美术馆坐落于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拥有2300余幅藏品。

堪培拉国家美术馆工作人员正在悬挂梵高的《向日葵》展览根据西方艺术史上的七个重要时期划分为七大板块：“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凡·代克与英国肖像画”“状游”“西班牙的发现”“风景画与如画美学”以及“法国与现代艺术的崛起”。往常，这样重量级展览的展品运输应该有英国策展人的陪同，但是由于疫情的限制，身在伦敦的策展人们通过朝向展品的相机进行实时监督。

《圣埃米迪乌斯与圣母领报》 卡罗·克里韦利在第一部分“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中，卡罗·克里韦利(Carlo Crivelli)的《圣埃米迪乌斯与圣母领报》(The Annunciation, with Saint Emidius)展现了国家美术馆早期的赞助人与藏家对于意大利绘画的青睐。在这幅画中，大天使加百利前来告知玛利亚，她将受圣神降孕而诞下圣子耶稣。就在加百利准备告知玛利亚之前，圣埃米迪乌斯打断了他，这与画面下方所写的“宗教自由”相呼应——根据分析，圣埃米迪乌斯代表了意大利阿斯科城市利皮切诺，这座城市在当时被赋予了宗教上的自由，而加百利可以被打断的画面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除了宗教主题以外，画面在透视与建筑上展现出的精美，以及将宗教主题与城市日常生活并置的巧妙安排，例如，画中玛利亚身着的正是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女性的时髦裙子。此外，克里韦利在绘画中对于维度的处理同样令人称奇：在画面的前方，苹果等物品似乎要进入观众的维度，使绘画兼具平面与立体感。

在第二部分“荷兰黄金时代绘画”中，维米尔的《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年轻女子》是一大亮点。这幅油画典型地表现了维米尔所擅长的题材，即17世纪富裕商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然而，细看之下，右上角的“画中画”展现了另一条线索：这是一幅真实的绘画，题为《老鸨》，一位年长的妇女和一名年轻女子正在同一位客户交谈。由此，在对于这幅绘画的理解中形成了一种张力——画中的女子究竟是富商的女儿还是妓女?而如果观察维米尔所作的其他与音乐相关的绘画，你会发现音乐常常充当男女关系的前奏。因此，这幅画提供了开放的解读。

在第三部分“凡·戴克与英国肖像画”中，凡·戴克的《伊丽莎白·西姆贝尔毕女士与安多弗子爵夫人多萝西》刻画了妹妹伊丽莎白与姐姐多萝西的双人肖像。从画面上的丘比与他手中的花篮推测，这幅画应是为庆祝伊丽莎白结婚而作。来自的比利时佛兰德斯的画家凡·戴克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他对于英国肖像画有着重要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于贵族服饰的精心雕琢上，还由于在他的笔下，人物的阶级、权威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自然状态。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这种绘画特点在英国得到了长久的延续。

第四部分以“状游”为主题。状游(Grand Tour)是指自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贵族子弟作为完成学业的最终步骤，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等地寻求艺术、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根源的旅行，人们认为状游能够让他们在返程后变得更加见多识广，能够更好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状游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而罗马、佛罗伦萨与威尼斯则是最出名的三大目的地城市。富裕的游客希望带回绘制当地著名景观、古迹或节庆场面的绘画。在威尼斯，由本地画家卡纳莱托绘制的城市景观画非常著名，展览中展出了他的一幅《威尼斯：大运河上的划船比赛》，画中，身穿狂欢节服装的游客与装饰华培的贡多拉船让整个画面充满活力。画面的远描绘了本应看不见的里亚尔托桥，艺术家在此对真实的地形作了一定的变换，使其更显宏伟。卡纳莱托在英国的“状游者”中备受欢迎，以至于后来被邀请到英国，创作了一些类似的绘画。

第五部分“西班牙绘画的发现”探索了英国对于昔日西班牙绘画的重新评估。十九世纪初期，英军参战的西班牙独立战争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员与物资移动，西班牙艺术也在英国真正变得广为人知。戈雅是当时西班牙皇室的宫廷画家，战争时留在马德里，用画作记录了战争场面。戈雅曾为英国威灵顿公爵绘制肖像，后者是在该战争中击溃拿破仑的英雄，并在回国时带回了包括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在内的诸多西班牙艺术作品，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对惠斯勒、萨金特等英国艺术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幅《威灵顿公爵》肖像画中，戈雅在公爵的外表上刻画出了他的心理状态：和其他一些绘画的描绘不同，这不是胜利者的形象，而是展现了他见证了太多残酷的流血场面。

第六部分“风景画与如画美学”从特纳等英国风景画大师出发，探讨了风景画在英国、乃至在荷兰与法国的发展。人们通常认为风景画在英国一直备受推崇，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十八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像盖恩斯伯勒这样的肖像画家渴望成为风景画家，却苦于找不到市场。而在盖恩斯伯勒死后，这样的现象发生了变化，特纳接过了风景画的“大旗”，并使其变得更具国际性。特纳的《嘲弄波吕斐摩斯的奥德修斯》描绘了《奥德赛》中的一个场景：主角奥德修斯站在起航船只上，嘲笑画面左上方岩山影子底下苦闷挣扎的巨人波吕斐摩斯捉不到自己。而在画面右后方的水平线上，阿波罗马车拉着的太阳发出于耀眼光芒。特纳从意大利画家克劳德·洛兰的“理想风景画”中汲取灵感，它不局限于现实的自然再现，而让人联想到古典世界。特纳对于洛兰的光线表现也十分着迷。在这幅绘画中，耀眼的日出代表了奥德修斯与他的船员们的崭新时代。日出和日落是特纳作品中的常见题材，它们不只体现了视觉奇观，也暗示了时代的更迭，受人崇敬的往昔与现在的交织，以及帝国权力的浮沉。

梵高的《向日葵》是第七部分“法国与现代艺术的崛起”的亮点，也是整个展览中最重要的展品。这幅作品作于1888年，当时梵高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等待好友高更的到来，他画了好几幅向日葵，用来装饰友人的房间。不幸的是，高更到来后，两人的关系很快恶化，但是高更认同向日葵这一母题对于梵高和艺术的重要性。《向日葵》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一大“镇馆之宝”，于1923年进入馆藏，此次巡展让这件名作离开伦敦长达一年多时间。在此之前，这幅作品只被借展过三次。堪培拉国家美术馆馆长尼克·米策维奇(Nick Mitzevich)表示，能够在自己的美术馆空间中亲眼看到这幅杰作，令人激动和自豪。展览将从2021年3月5日持续至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