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用“西方视觉语言”表述一个聪明的、知识丰富的艺术家用作品反映社会问题的方式,可以为某个特定的空间或是某一个委托人定制作品,造成一种视觉和认知的冲击。这种表达方式可能被识别为舶来品,这让艺术家深感不安。

　　从出身和文化背景来看,我是“西方人”(虽然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很长时间在中国度过,让我已经成了个“混种人”),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应称作“可预见的、政治正确的技巧”,它属于某种特定的、已经流行许多年的艺术创作方式(我特指现场制作的装置作品)。在过去五十年里,艺术的“观念化”一直占支配地位,从这个概念的名称我们就能看出,它让艺术作品的观念居于作品的完成度以及美学和(难以表述的)艺术性之上。可能这一点在如今的西方和东方(中国)都一样,因为现在这个全球物质化的时代让我们关注“事实”、“客体”和“能指”,而忽视了“感性”、“主体”和“所指”。我希望为刘建华指出的是,这些中外艺术家使用的方式方法的确来自西方,但如今它反映了一种全球的潮流。这就好比我们不能说来自欧洲的油画和摄影作为视觉媒介不适合今日的中国人。这种说法肯定已经不合时宜。我这么说并不是为许多艺术家选择做“流行”的当代艺术去找原因,或是说明我对他们的认同(这些选择有的是自由做出的,有的是强加于他们的),这种艺术得到了画廊、美术馆、拍卖行和(少数)独立艺评人的支持。选择向“那种”视觉语言靠拢的艺术家可能会量身打造作品,但还是会透露出一种已有的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