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汉代简牍的不断出土，埋藏千年的书法遗迹得以重现。这从客观上拓宽了书家的取法，二十世纪章草书法的兴盛则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产生的。沈从文本不以书家立身，但自幼酷爱书法和文博，一生临池不辍，尤工章草，并取得了应有的书法地位。本文通过梳理沈从文对章草渊源流变的认识，试剖析其章草的艺术特点并对其取得的成就作客观评价。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上官碧等，湖南凤凰县人。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代表作品有《长河》、《边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曾任教于青岛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一．沈从文的章草观

沈从文对章草的认识主要见于《叙章草进展》一文中，该文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未经发表。沈从文结合当时出土的汉代简牍资料，对章草的流变做出了自己的见解：

章草大部分结体简化，出于“古文”，比秦篆似还源远流长，至今犹宜一一翻案也。……其实就事言事，点划呈波缬，飘撇起伏，或系战国春秋之际，由金银镶嵌文字而来，秦以“玉筋”法加以统一，或钉头鼠尾，平板质实，已无个性可言。汉代犹因袭，约定俗称，省事而已。但社会一发展，即矛盾明显，不适于一般社会需要，因之便于一般应用，从宽博得体之隶书，于是再加以简化，楷书基础因之确立。官文书则所用隶体即从之而出。世传“章出于隶”，事实上分隶成熟于东汉，比章草晚得多。

章草部分出于篆体，近年出土新材料日多，木石砖漆均证据可得。且早于分隶，亦有材料可证。又西汉不定形之隶书，体多宽博，少飘撇作态处。出土零星材料亦甚多。因此得一新的启发，即东汉定型之分隶，重飘撇钩挑处反近于受章草影响用笔而来。

沈从文认为章草源出于“古文”，其时间“比秦篆似还源远流长”，显然时间上与古人论述以及出土的文献不相吻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沈从文所说的“章草”其实指的是秦简古隶和汉代简牍中草书化的八分书。秦简古隶中确实有受古文影响的痕迹，如楚文字行笔下滑摆动的习惯，被楚遗民带到隶变当中，使朴直秦隶斜画，变成弧曲拖曳的形式，并渐成左右呼应之势。沈从文“章草大部分结体简化，出于‘古文’”，当指的是秦简古隶。西汉早期简帛中的八分书开始出现草化的迹象，而并非完全是章草。至汉宣、元时期某些完全草书化的单字已出现，汉成帝时，简牍上的草书字体显得更纯粹，新莽和东汉初期的草书则更趋成熟。所以章草出现要略晚于八分书，章草中的波挑亦是吸收八分书而来的。

沈从文对于八分书的成熟时间因袭旧说，认为是东汉时期，所以得出“章草”（其实是汉简隶书）早于八分书、“八分书反受章草”影响的结论。1973年在河北四十号汉墓出土的大批汉宣帝时的简牍，是由规整的八分书写成的，标志着八分书在西汉中后期已经成熟。这比据汉碑而认为隶书成熟于东汉中期，要早近二百年。综上所述，沈从文对章草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晰，反将秦简古隶与汉简八分书、汉简中草化的八分书三个观念都误置为章草，从而更错误地得出东汉八分书“飘撇钩挑处”受章草影响的观点。

二．古质今妍：沈从文的章草风格

二十世纪章草的复兴，另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是近代碑学书法的兴盛。碑学兴起后使书家取法比对的参照系发生了改变，在传统经典名家谱系之外的取法参照广为流行。章草书家除了规模皇象、索靖等名家之外，又有对汉代简牍章草的取法并参以碑学的奇肆凝重加以改造，形成了近现代碑派章草、帖派章草两条主要线路并行不悖的状况，而沈从文当属于后者。

关于沈从文何时开始写章草时间的界定，葛鸿桢据沈氏题跋推断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其后对沈从文章草风格影响较大是林志钧，林志钧字宰平，福建闽县人，曾任教于清华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从湘西浪迹北京，与林志钧结为忘年交，章草亦直接受其影响。当时北京习章草者如林志钧、罗复堪、卓君庸等同属于绍式元明帖派章草的群体，并组织草书社，倡言章草。沈从文无疑受其影响，从沈氏章草作品来看，锋棱挺拔，点画峻峭，用笔灵动秀致，笔笔有锋芒等特点无不来源于元明章草的书写形式。

所以王世镗评价沈从文章草时说：章贵检而便，今欲流而畅，今贵速，章贵迟。沈氏此作得之。此轴下笔有由，中规入矩，结字高古，布置妥贴，颇有明人宋克遗风。

沈从文并特别追求章草中的锋棱，《赠葛鸿桢章草》跋云：“……敦煌有索靖，笔如砍削成。”赠曾敏之章草《续书谱》条幅，跋云：此四十年前偶书一小幅，今复书之，以赠亲旧，笔墨棱角尽失，得其轮廓形似而已，甚矣吾衰！丁巳五一节书于北京之窄而霉小斋中。

汪曾祺亦说：“他（沈从文）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传皇象《急就章》和索靖《月仪帖》，由于刻本的翻模，无疑都渗入了后世笔法——楷法，并使章草波挑点画程式化。由于时代原因，在元明章草的复兴和复古中，章草楷化的迹象都十分明显。这种楷化所表现出的特点正是点画极具锋棱顿挫。古人论书讲“古质与今妍”，古今不同，妍质各异。以此来观沈从文章草则多属“今妍”一派，所存“古质”仅是章草字体本身所传达出的固有信息。

三．馀论：沈从文章草的地位

沈从文自少年时代就酷爱书法，可以说章草几乎伴随了沈从文一生。沈氏早年曾写“胜过钟王，压倒曾李”自励，并一生都未放弃书法上的追求，临池挥毫终生不懈。吴小如曾回忆沈从文说：解放以后，我曾因教课中遇到疑难两次写信给先生，先生每次都不厌其详地写了长达五六页的回信，用毛笔作章草，写在八行彩笺上，密密麻麻写得纸无隙地，仍一如既往覩面清谈那样，娓娓不倦地解答我提出的问题。

可见，沈从文并不是仅以章草为书法作品，并能应用于日常书写之中。而沈从文一生并不以书法立身，无论是作家身份还是文物专家的身份，都掩盖了沈从文的书名。客观而论，沈从文章草所呈现出的妍润秀美的姿致，与近代章草大家沈曾植、王蘧常等奇肆开张、烟霏雾结相较，自然要逊之一筹。无论从书法的气魄与创造表现力来看，沈从文终生未脱元明态度，高古尤难。

然而，这并不碍于沈从文书法的传播流通和人们的争相宝爱。古人论书，除书写技巧以外，亦重学问、人品。宋代黄庭坚云：“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李瑞清尝言：“书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此可断言者。”学问、人品的品评是古人较为认同的评骘范式。

由此反观沈从文平生，以寒伧教授之身曾两次鬻书募捐赈济。晚年耽于文物工作，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著称学林。所以沈从文无论人品与学问都有使书法得以留诸后世的条件。郑逸梅说：“从文能书，尤工章草，得者珍之。”1937年，朱光潜避乱出京之际，随身行囊简之又简，惟沈从文所书一扇随身携带忍舍去。作家荒芜总结沈从文平生，认为章草成就第一，并有诗云：“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意来。”都可见对沈从文书法的宝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