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批经典的历史画形象而真切地镌刻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轨迹。这些作品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创造了有代表性的历史场景，让一个个历史瞬间成了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摄影技术发达的今天，历史画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这样分析历史画的过去、当下与未来。

历史画究竟为谁而画

历史画不仅珍藏于美术馆里，也是人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注重美术在思想启蒙、呼唤救亡、揭露黑暗、鼓舞战斗和歌颂光明中的重要作用。共产党对革命文艺的倡导，开辟了中国艺术史上的新篇章，这一篇章的主题就是“人民的艺术”。

1926年，黄凤洲被毛泽东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革命画”美术教员，他用宣传画和漫画的形式传播进步思想。

红军长征时期留下的影像纪录非常少，廖承志、朱光、黄镇等革命美术家通过速写为那个艰难困苦的时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现场图像。尤其是毕业于上海美专、此后走上革命道路的黄镇，是唯一为红军长征记录下现场形象的画家，他在行军路上留下的《红军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速写，尽管极其简略，却是在红军长征第一现场留存的唯一图像记录。

193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创办木刻讲习会，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正式兴起。上海成为进步美术、革命美术的摇篮。

江丰1931年创作的《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是中国现代美术中最早表现日军侵华的作品，画面通过劲健的木刻刀痕和明快的黑白对比，强烈地表达了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怒。

李桦1935年创作的《怒吼吧！中国》是表现中国抗战最有力度的作品之一，这件作品曾经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过。在《怒吼吧！中国》中，李桦把当时中国人民饱受屈辱和顽强抗争的精神刻画得入木三分。画面中，一位不甚强壮却不乏筋骨的中国男子，似欲从被束缚的捆绑中挣脱出来。他被蒙上的眼睛似乎仍能让人们感受到他怒火中烧。他不屈的头颅高高扬起，张开的嘴巴在嘶吼呼号——中华民族怒吼吧！

江丰、李桦等通过强烈的艺术表现力，把当时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生动、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既借鉴了德国表现主义的艺术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传统的白描手法，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造型线条粗犷简洁，穿透力十足，直抵人心。尤其在那个中国人民受尽屈辱、对外抗战要求强烈的时代，人人感同身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文艺作品要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而服务，要画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江丰、胡一川、古元和力群等一批革命美术家留下了解放区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图像。

不是把照片搬上画布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画家在历史画中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创造了有代表性的历史场景，让一个个历史瞬间成了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

历史画不仅诉说着一个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优秀的历史画还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经典的人物造型、富于雕塑感的群体人物组合以及空间场景的营造，达到摄影瞬间难以表达的丰富历史意涵。

1994年，画家沈尧伊受邀创作油画《遵义会议》，这幅油画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历史画之一。在此前一些表现遵义会议的画作中，很少有画家直接描绘开会的现场，而沈尧伊则以独特的构图形式、富于个性的人物塑造，深入刻画了遵义会议20位与会者不同的神态及各异的内心世界，画面所传递出的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的转折寓意，具有一般作品难以达到的思想内涵。

“这幅作品的叙事并不是用时间讲述事件的过程，而是以平面视觉中心与视觉边缘的有效设计来制造画面的形象隐喻。”尚辉说。

绘画对于历史的叙事，是通过造型形象来表达的。遵义会议的历史细节，在这幅作品中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而得以直观呈现。“画面中人物的形象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是通过艺术家对形象素材的搜集、理解和再创造而表现的真实。从这个角度讲，画家是为历史重建图像的学者，既要做历史的功课，也要做还原历史的艺术的功课。”

历史画对历史瞬间的选择决定了其作品的艺术生命力。1977年，画家陈逸飞和魏景山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战争馆创作了《攻占总统府》。他们选择了一群战士冲上南京总统府门楼，即将升起革命红旗的一瞬间。

凌空俯视的构图让人过目不忘，而最让人兴奋的细节，莫过于画面中心一位沉稳干练的战士正挥臂展开红旗，这面红旗鲜艳夺目，角落中的青天白日旗则破败暗淡。指导员伸出戴着手表的手腕，为的是记住这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司号员激动地脱下军帽，目不转睛地向红旗致以最崇高的敬礼。画面最前方的小战士双手紧握步枪，昂首挺立，向红旗行注目礼。画面右方的一名战士的额前还留着伤痕。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回头召唤同伴赶快上来目睹这个胜利的历史瞬间。

这幅油画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特意在门楼上画了累累弹孔，并以浓烟滚滚的南京城作为背景。画家还通过色调上的鲜明对比，描绘了截然相反的新旧两个世界——前景门楼像一个刚刚拉开帷幕的舞台，光线充足，色彩饱满，人物生动，而背景则采用阴沉灰暗的色调，远处的建筑都像蒙上了一层尘埃，没入历史的深处。

表现开国大典这一举世瞩目的重要场景的画作有不少，但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画家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他将广场上的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中央人民政府首脑设计在一个画面上，这是照相机在现场任何角度都无法拍摄到的画面。

“董希文巧妙地抬高了画面中的视平线，并抽掉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一根廊柱，他通过对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塑造，将人们心目中的领袖形象融化于再现写实之中。这种看似写实的造型，其实处处都充满了艺术家自己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想象和完型。”尚辉认为，历史画是写实的，但这种写实并非如照相般对某个瞬间进行机械的记录，而是艺术再造的艺术真实，而这正是所有新闻图片都不能被机械地搬上画面的缘由。

导演与编剧的选择

历史画对于民族记忆的建构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摄影、摄像技术日益发达，图像和信息同样过剩的今天，历史画具有怎样的意义？

尚辉认为，尽管历史上那些珍贵的照片其现场真实性是绘画作品无法替代的，但是绘画表达的是一种诗意的真实，是艺术家自己生产的图像，一幅优秀的历史画的每一笔都透露着人文精神，这种用双手与心灵创造的艺术与摄影是两种不同的形象。

今天的历史画在表现宏大的历史场景时经常带有某种瞬间性，这种瞬间性往往和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艺术语言结合在一起。邵亚川于2016年创作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对于红军渡赤水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水天一色的火光渲染。井士剑、郭健濂创作的《飞渡泸定桥》对攀缘在13根铁索上强攻泸定桥的红军战士进行了幻化的表现，通过气氛的渲染，让人感觉到场面的壮烈，体现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

“这些作品带着新时代历史画创作的艺术痕迹，它们将象征、表现和超现实等现代主义艺术语言和历史表现的崇高精神结合在一起，充分彰显了当代视觉文化特征。”尚辉说。

每个时代对历史画面形象的处理，对画面瞬间的选择，以及用什么样的艺术语言来构建图像，都带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无论时代怎么变，历史画的叙事总是力求寻找某个历史瞬间，并通过造型艺术形象来暗示这个故事的原委与终结。而每位画家所叙述的历史都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与每个人自身的体验。画家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编剧与导演，要对整个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了解，然后选择一个瞬间，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表现画面中人物的形象、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