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9日，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最大亮点无疑是“海内三宝”（晚清收藏界对于当时所见体量最大的三尊大鼎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的美称）之二的大盂鼎和大克鼎。这两尊大鼎之所以闻名海内外，除了自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外，还要归功于晚清大收藏家、官至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名人收藏家的加持，以及其辗转流传、捐赠保护、悲欢离合的历程，为两鼎增加了更多的附加价值和传奇色彩。

其实早在2004年，上海博物馆就曾经联合国家博物馆举办过两鼎的“合璧”展。彼时的展览实则是为了庆祝大鼎的捐赠者、潘祖荫孙媳潘达予先生百岁寿诞，以此表达对于国宝守护者的敬意。今次二度合璧，也是前缘再续，必成佳话。

大盂鼎比小盂鼎小？

学术界对于有铭文青铜器的命名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器主名+器名。如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著名的墙盘，定名根据便是器主名“墙”、器物是盘。多数情况下，器主名前会带有职官或族氏，如墙盘又称史墙盘，就是因为墙在周为史官。器主名缺失的情况下，器物便以作器的对象名称命名，如司母戊方鼎，即为庙号为戊的女性先人所做的方鼎。然而，考古学者经常能够遇到同一个器主的不同青铜器，于是学者们便用作器时间来加以区别。如西周中期的七年趞曹鼎和十三年趞曹鼎，五祀卫鼎和九祀卫鼎，西周晚期的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等。

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和它的“兄弟”小盂鼎，同在清道光年间出自陕西岐山礼村。前者铭文的纪年是“廿三年”，后者则是“廿五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卅五年）。那么，根据青铜器定名原则，两器应该分别称作“廿三年盂鼎”和“廿五年盂鼎”，而事实上学术界却沿用了最初的定名，即用大小来区别同一个盂所做的两尊青铜鼎。这是为什么？

常见的说法是，“廿三年”盂鼎体量较“廿五年”盂鼎更大，正如大克鼎与小克鼎那样。体量的大小成为命名大小盂鼎的标准。但是，出土后不久，小盂鼎便在利欲熏心的猎奇者手中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只留下了几幅漫漶不清的铭文拓片（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见于著录的小盂鼎拓片出自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私人收藏原拓者有陈介祺、于省吾以及山东日照发现的两拓）。而最初的著录者也没有记录小盂鼎的尺寸和器型、纹样，使得我们无从比较大小盂鼎的体量。

然而，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两器铭文拓片来看，大盂鼎铭文共计291字，小盂鼎因为锈蚀太重，人们仅能够辨认释读100余字，但推测原铭有400余字。从字数来看，小盂鼎铭文远多于大盂鼎。尽管前者字体较小，但其庞大的数量必然需要更大的腹壁空间，因此不由得使我们对两器大小充满疑惑。近来有学者发现，清末山东潍县收藏家陈介祺在一封写给另一位著名藏家吴云的信札中有这样的语句：“大盂鼎容八石，小盂鼎容十二石。”（见《簠斋尺牍》）如前所述，陈介祺藏有小盂鼎原拓，而作为海内闻名的藏家，陈氏应当见过原器，甚至可能亲自测量过其容积。根据两器容积可以想见，小盂鼎实际上要大于大盂鼎。

因此，最接近事实的是，大盂鼎因铭文字体较大而得名为“大”，小盂鼎则相反。这也成为青铜器命名中最独特的一例。

出身名门的“盂”

大盂鼎铭文中提到了盂的祖父名为“南公”。所谓“南公”实际上是“南宫公”的简称，就像周公、召公一样，属于族氏名+爵称的称谓方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盂鼎铸造于周康王时期，那么鼎的主人盂也活跃于此时。铭文中提到，南公是盂的嫡祖，因此作为祖父的南公应当活跃在康王祖父——周武王在位时期。征诸典籍，这位南公就是南宫括。

在以武王伐纣为背景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南宫括作为凡人武将显得面目模糊，与总在台前的哪吒、杨戬、姜子牙等相比，他更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群演。但是在史籍中，南宫括却可称得上地位煊赫。《尚书·君奭》提及周文王的名臣时这样写道：“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论语·泰伯》中孔子谈论前代贤臣时举例：“武王曰：‘予有乱十人。’”郑玄注引马融说：“谓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

可见在周初，南宫括是与周公、召公、太公（姜子牙）等齐名的大臣，地位相当隆崇。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南宫括的形象更加丰满。《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赈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不难看出，南宫括被委以处理财政相关事务。

唐兰先生据《史记·管蔡世家》《左传·定公四年》以及《白虎通·姓名说》等文献认为，南宫括是周文王少子，名为聃季载，又称南季载，在周成王时为三公。推测他居住于周朝南宫一带，因居地为氏。

大盂鼎铭文显示，盂作为南宫括的孙子，在周康王时受命掌管军政、诉讼。而小盂鼎铭文告诉我们，盂曾统帅军队讨伐鬼方，获得大捷。周昭王时代的中方鼎铭文有“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这里统帅军队讨伐虎方的统帅就是盂。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的柞伯鼎，也是昭王时器，其铭文也有“王命南宫率王多士”。有学者认为，柞伯鼎的南宫也是南宫家族重要成员。西周晚期的南宫柳鼎表明，南宫嫡系至厉王时仍执掌周王室军队后勤事务。

除了嫡长一支留在宗周外，南宫家族的旁支被分封在今湖北随州一带，是为曾国。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大墓惊现世人，其中111号大墓出土了一件簋，铭文为“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考虑到叶家山墓群多为西周时期曾国公室墓葬，簋的器主人犺应该是一代曾侯，因此曾国应当是南宫氏家族的一支分封于此。2014年公布的一组青铜钟证实了这一点。这组青铜钟早在2009年就在随州曾都区文峰塔出土，属于春秋时期曾国遗物。其中的曾侯與钟A1铭文开篇写道：“伯适上哲，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逝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这里的伯适就是南宫括，括与适在古籍中通用。铭文直接证明了曾国是南宫家族的后裔，而南宫括本人也参与了建立曾国的活动。

西周时期，贵族家族一支在王畿内任职且享有封邑，另一支外出就封为外服诸侯，见诸史籍者寥寥无几。如周公旦，长子伯禽出封曲阜建鲁国，而次子君陈袭爵世代为周公；召公奭，一支出封蓟（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为燕国，一支袭爵为召公。考古发现结合传世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史料缺失，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南宫家族在西周时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