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糸部》有云：“红，帛赤白色。从糸，工声。”可见，“红”的本义为染成粉红色的丝帛。自唐以后，红逐渐成为绛、赤、朱、丹等各种红颜色的统称。据色彩学理论，红色是人类可见光谱中光波最长的颜色，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在中国，“红”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


恰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北京画院推出“红——色彩与中国画研究系列展”，选取中国近现代画家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张大千、于非闇、李可染、蒋兆和、周思聪、卢沉等所作近六十件丹青经典，从科学、社会、文化三个维度解读中国画里的“红”。既梳理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颜色体系，阐释色彩的物质属性与美学价值，也进一步挖掘色彩与中国画创作的关系，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几点朱砂花更红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绵延数千年已建构了一套完善的形式语言与技法体系。然而，我们只有理清中国传统绘画的“内在机理”（材质与技法），才能深入地理解传统，进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说色彩是绘画的本体语言，那么材质则是艺术的物质基础。《汉书·苏武传》有言：“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丹即朱砂，青为石青。朱砂是红色的天然矿物质颜料，石青指的是蓝铜矿。因此，古人最早便以丹、青二色指代传统绘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红色”逐渐从物质形态延伸至视觉符号，为中国画赋予独树一帜的美学观念与人文意蕴。


众所周知，齐白石曾在友人陈师曾的建议下进行“衰年变法”，大胆使用西洋红，自创“红花墨叶”一派。其创作用色艳丽沉着，并题有“桠枝叠叶胜天工，几点朱砂花更红”的诗句。近现代画家于非闇还对中国画着色方法及色彩搭配进行过梳理、分析和归纳，出版了相关学术研究著作。基于此，此次展览不同于一般的通史性陈列，而是聚焦中国绘画本体语言的研究与呈现。海派名家吴昌硕的《双桃》以胭脂着色，笔力雄浑、鲜艳沉着；齐白石笔下的《牡丹》《朱竹》以朱砂、洋红等颜色绘制，颜色浓艳、浑厚朴拙；于非闇复兴院体工笔花鸟，其《朱砂牡丹》使用朱砂、红花、胭脂等色，格调柔婉，兼具艳美之意与高古之味。


中国传统绘画颜色主要分为矿物质颜料、植物质颜料、动物质颜料、化学合成颜料等几大类。那么，“红色系”颜料有哪些品类、特性及美学意味？传统矿物质颜料如何制作、研漂？展览通过颜料实物、文献资料和多媒体影像，于此有详细呈现。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将“随类赋彩”作为“六法”之一。而在实际创作中，画家（绘画主体）会根据客体（物象）的本色，融入主观思维、心象、意念及艺术的格调等内容，再下笔于纸上，最终完成着色于画面的过程。


芙蓉国里尽朝晖


《孟子·离娄章句上》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于国人而言，家国情怀与其说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毋宁说是一种家教传承和生命自觉。它凝结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宗族伦理和个体意识。宋代文天祥曾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是指赤红炽热的心，诗人慷慨激昂地表达了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舍生取义的生死观。从古至今，中国文人志士便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文信仰和精神志趣。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李达和乐天宇相约送给他几件九嶷山的纪念品及诗词作品，引发了毛泽东无限遐思，于是以浪漫笔触写就《七律·答友人》。诗中“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是友谊之歌、怀乡之曲，更承载了家国理想与革命信念。因此，红色是一种精神，体现了铭刻于华夏民族骨血里的家国情怀。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的篇章，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自强不息，走过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光辉历程，铸就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精神”。这种精神与中华民族血脉与灵魂里的精神力量一脉相承，鼓舞着中国人不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新中国成立后，近现代中国画家创作了大量表现革命圣地庄严景象、歌颂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绘画作品。


20世纪山水画名家李可染先生作《万山红遍》，点点朱砂倾注了画家对国家、时代最为炽热的情感，彰显了其“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信念。周思聪和耿玉琨合作绘制的《天山红医》，记录了青年女医者为牧民孩子看病的场景，诠释了其“艺术是人道主义的，是人性、人的感情的结晶”的使命与担当。卢沉笔下的《机车大夫》是20世纪60年代主题性人物画创作的精品，塑造了一批积极向上、乐观质朴的工人形象，展现了新中国工业建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春来喜气绕华堂


红色是中国人最喜爱的颜色，折射出中国人积极、热情的民族性格，故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史前时代，源于对生命和鲜血的敬畏、对火和日神的虔诚膜拜，我国先民赋予“红”超人的神性与力量，红色因此被建构了吉祥如意的文化原型。贾浩义所作《人之初》，一轮火红的太阳与新生的小男孩，是其对生命起源最诗意的注释。黄胄的《丰乐图》描绘了新疆人民庆丰收的欢乐场景，洋溢着活泼祥和的生活气息。在古代，出于维护等级礼制的需要，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学说奠定了“赤”的正色地位，统治者赋予红色以尊贵、道德的文化意涵。而在民间，从道教俗神钟馗的红色状元袍到襁褓婴儿的贴身肚兜、从深闺女儿的红头绳到婚嫁新人的红衣裳、从新春佳节悬挂的红灯笼到家家户户点燃的红爆竹等，无不彰显着中国人民对于热闹、平安与祥和的美好祈愿。


在中国绘画中，表现红色喜庆、吉祥之意的艺术作品不胜枚举。如，齐白石笔下的《岁朝图》，图中大红灯笼和红色鞭炮洋溢着喜庆祥瑞之气，作品意蕴丰厚、雅俗共赏。吴昌硕先生与名贤合作的《岁朝清供》有题画诗：“春来喜气绕华堂，宝蕊灵根异样芳。一色一香皆般若，庄严端拜礼仁王。”画面中红色牡丹、天竹，黄色腊梅，翠绿水仙，为烟火味浓郁的春节增添了几分清雅之趣。何镜涵是中国写意楼阁山水画的开创者，所绘《颐和园》琼楼隐现、飞阁流丹，朱红色的雕栏玉柱彰显了皇家园林的尊贵与庄严。还有《钟馗》《临吉祥天女像》等取材民间传说的作品，从中可一窥中国人尚“红”意识的渊源。经过世代承启、沉淀、深化和扬弃，红色逐渐嬗变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直至今天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铭刻在中国人血脉与灵魂里的一抹“中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