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千禧年早期的流行风尚、上世纪中叶的中古家具还是“翻红”的黑胶唱片，潮流大约都是不断轮回的。最近在艺术界卷土重来的便是圆形画（tondo）——该形制的名称源自意大利语 rotondo，意为“圆形”，最早在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流行起来。圆形画的灵感来自于墙墓中的圆形浮雕，主题多为圣母与圣婴。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圆形画之一，便是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现存的唯一一幅完成的面板绘画《多尼圆幅》（Doni Tondo，约1507）；此外，拉斐尔（Raphael）和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也完成了多件圆形画作。


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艺术家都曾涉足过这种绘画形式，但圆形画真正开始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一众美国艺术家在特殊形状画布上的实践，宣告了圆形画的正式回归。今天，圆形画似乎又一次火爆起来，从曼努埃尔·梅里达（Manuel Mérida）到 KAWS 的所有艺术家都在用这种形式作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他对圆形画情有独钟，曾在多个混合媒材绘画系列中反复运用圆形，其中包括烟灰缸、虫子、蝴蝶、色表、斑点、万花筒和曼陀罗等，不一而足。


帕梅拉·乔登（Pamela Jorden）是一位以圆形画闻名的当代艺术家，她的大型画布上布满了许多流动的色块。她常常先在亚麻布上开始作画，然后再将其拉伸到画框上，继续完成作品。在她于家乡田纳西州教书的一年里，乔登研习了包括索尼娅·德劳内（Sonia Delaunay）和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在内的许多现代主义画家，并开始尝试使用不同大小的圆形画框创作。她说：“我仔细思考了那些在作品中使用几何图形的艺术家们。在我看来，他们仰赖的不仅是数学，而是加入了绘画的思路，对光线、图案和色彩展开观察。”


回到加州后，乔登遇到了一位曾是风筝匠人的工匠，他表示可以为艺术家定制圆形的帆布支架。“他为我打开了新的大门，让我拥有各类选择和可能性，” 乔登说，“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真的可以设计出任何想要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品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一些真人大小的圆形画直径可以接近7英尺（约2米）。最近，她开始尝试裁剪画布、分割圆形来制作双联画。如此一来，艺术家既可以扩大作画的规模，也可以让作品随心所欲地倾斜。尽管乔登的画是平的，但它们凹凸的边缘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透镜效果，让人不禁联想起古典圆形画所拥有的独特曲度。


与此同时，格雷格·伊藤（Greg Ito）也以其色彩鲜艳且梦幻的景观闻名，拥有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美学。在探索圆形画这种形制时，伊藤参考了炼金术和占星术的插图，沉醉于其中的几何学和象征主义。此外，伊藤还参考了日本的“mon”（家纹），这类纹章大多包含在一个圆形的边框中。他自己家族的纹章是一朵梅花，与他父亲的一脉相承，而他母亲那边则是一只蝴蝶。


伊藤解释说，他原本是在寻找一种新的作画形制，来拆解自己平时惯用的作品呈现方式，而圆形画就这样进入了他的艺术世界——在他看来，这与故事板或情绪板异曲同工。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所谓的“小品画”（vignette paintings），用拱门、钥匙孔和窗框等前景元素来分割他的长方形画布。他说：“圆形画为我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扩展这些叙事，并关注这些叙事所处的‘位置’——这里的位置既是字面上的，也有心理层面的。我看着圆形画，就好像在通过望远镜的镜头或舷窗向外眺望，寻找我笔下的故事所栖居的家园。”


乔登也将圆形画的形制视作一扇窗户：“南希·霍尔特（Nancy Holt）的《太阳隧道》（Sun Tunnels, 1973–76）给我的启发很大，那些隧道不仅内含着一种向外看风景的独特方式，也将其交于你的手中。”她解释说，“接近作品与实际置身其中，这两者之间的规模转变让我非常感兴趣。我也很好奇作品周围发生了什么样的运动.…当你走过它们时，画作会自己现身。”


圆形画的圆形结构虽然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却也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例如，在第一次开始使用圆形画时，伊藤避免了边框硬朗的矩形构图，担心它们的直角与圆形形状冲突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发生了转变：“我意识到，我喜欢这种对比，并开始利用矩形框架将观众注意力带到我想在故事中强调的符号或图像上，就像我的小品画系列一样。我的圆形画之旅还没有结束，仍然有很多东西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