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的流向是财富潮汐最好的指示器。它总在一个人最得意时进门，又在失意时第一个被请出门去。近20年里矗立在中国各地的民营美术馆，就是富豪最能体现其实力与威望的财富蓄水池。


但艺术品被存放在那里，可能也是暂时的。在我围绕着“中国富人的美术馆”这个话题展开调查时，触摸到了“老钱”与“新钱”交手，然后“新钱”也在“变老了”的故事。这些故事里的，有个体的悲欢得失，也有时代车轮毫不留情碾过的痕迹。


01 “老钱”与“新钱”交手


故事也许该从聚集在古玩“鬼市”的旧货商说起。


你是最能从这些旧货商身上看出经济好坏的。他们的脚步有多轻快，嘴角上扬几分，都取决于是否听到了钱袋子的响声。30年前，对他们来说，钱袋子几乎可以说是到处散落的。在北京，这群人被称作“胡同串子”，在上海，他们的名字是“铲地皮的”。


王宏说，自己这辈子见过的“最大一块皮”，就是上海陕西南路一户人家家里的古董。老人是老干部，王世襄的朋友，家底极厚，家里全套紫檀家具，光古琴就有16把。老人80岁以后，王宏每年登门拜访，“茶叶、月饼不知道送掉多少”。最后，这批古董还是与他失之交臂了。据说是因为同城的另一个古董商把自己的妹妹介绍到老人家里当保姆。老人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孤身一人留在上海，“保姆天天给老太太洗脑，洗着洗着，东西就给他洗过去了，这些东西后来在保利拍卖公司卖出了8000万”。


对上海几个当时收藏丰厚的家庭，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账：兴国路上住了许多老干部、老艺术家，是出古董最多最好的地方，陕西南路、淮海路的支支弄弄，曾是上海的法租界，住着许多当年的名门望族，家里有很多收藏。一旦有哪户人家搬家了，他们就会避开同行，悄悄上门拜访，看看是不是可以先下手为强。尤其是当这些家庭中有老人年岁很大，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微妙而紧张起来。老藏家的去世，意味着家中可能有大批艺术品释出。“一束鲜花、一块奶油蛋糕”，这是当时王宏这样古董商上门看望老人经常会带的礼物，这样的拜访，会一直持续到老人去世，藏品去向被最终敲定。


做了30多年古玩生意，王宏看到了太多“奇观”：有人用三轮车到老藏家家里运古董，一次就搬了两车。明清玉器则是用麻袋装的。他还见到，当年许多农民从上海周边挑着文物来古玩市场卖。有些文物，比如良渚玉器，当年大家认识不深，市场上没人看得懂，都说是假的。现在王宏想到当年错失的这些“皮”，还是很惋惜。当时还有不少盗墓者，把棺椁连殉葬坑里的文物一同运到古玩街上，仅仅半天，就被买家整批运走了。


2003年之前，古董商的主顾是来自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商人，是当年最有钱的一批人。令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总经理刘金明记忆很深的，老一代的藏家风度儒雅，举手投足一派世家风范，除非是有重磅的艺术品，他们很少现身拍场，而是委托别人代拍。在求购艺术品这件事上，他们也会暗自较劲，但表面上，从来不会显出“急吼吼”的样子。


老藏家们都低调，不肯露富，有的家庭连子女都未必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收藏。可精明的古董商能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中精准判断这户人家是否“有货”。“那些老人，满头白发，说话文气，穿着打扮十分干净，这一看就是从很好的家庭里出来的。”他们通常会以高出几倍的价格买下一两件无关紧要的东西，为的就是给主人留下出手爽快的印象，让对方感到“投缘”。在这样的前提下，古董商才有可能摸到老人收藏的全貌。


“最能收到大批东西的，一个是藏家移民，另一个是老人去世后，子女卖出”，王宏说。这种场景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一次次在世界各地的财富轮转中上演。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在《艺术界》一书中提到过一个细节：苏富比拍卖行曾有专人每天阅读《泰晤士报》的讣闻版，做成简报发给各部门负责人。


刘金明在工作中见到了太多古董离散和世情变故。尽管经手精品无数，他却没有了收藏的热情。在我们谈话中，他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东西不能买太多，有太多，实际上是不吉利的”。


02 新面孔登场


21世纪初，内地富豪意气风发地登场了。那些“铲地皮的”铲到的“皮”、那些农民挑来的文物、那些盗墓贼盗来的殉葬品、那些大藏家深锁家中的宝贝，以及大量海外回流的文物，又顺着这股金钱的潮汐重新来到了市场。


站在高台上主持了十几年拍卖会，汪文文俯瞰着一批批买家穿梭来去。这位拍卖师曾在公立文博机构担任要职，同国内外很多老藏家、老艺术家打过交道。2003年井喷的市场让他也有点看不懂了。


2003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上一波繁荣的起点。“非典”刚刚过去，10月中旬陆续开始的秋拍，市场像一个弹簧一样弹地老高，总成交额同比翻了一倍不止。那一年，在刘金明眼中是从“收藏”到“投机”的转折点，而在拍卖师汪文文的感知中，则是藏家从“儒雅”到“豪放”的绝对分界。


汪文文看到，拍场上突然涌入了一大批他从没见过的生面孔，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头发乱糟糟，或是抹了很多油。他们总是斜挎着一个小皮包，腋下夹着一本拍卖图录，握着手机，步履匆匆来到拍卖场。过去弥漫在拍场上的“港台腔”也好像一下子被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盖过了。和以前老藏家会找人代拍不同，“新面孔”们更乐于亲自到场竞拍，在出价上公开压倒对手，以显示“肌肉”。


“这些人是真有钱，买艺术品像买白菜一样”，另一方面“行为也比较粗率”，汪文文说，在拍卖场外的咖啡座上脱鞋、脱袜子、抠脚的事并不鲜见。虽然市场火热那几年，他们公司也挣地盆满钵满，但私底下，汪文文也不打算掩饰自己对这些市场“新面孔”的质疑。


汪文文觉得，那些新入场的藏家和当年的老藏家完全不同——鉴赏能力完全跟不上财力：“连吴昌硕和齐白石都分不清楚”。但他们的优势是有钱，又懂得看人、用人，靠这两点，也能在这个“水很深”的市场中把受骗上当的概率降到最低。一位大收藏家就曾对朋友透露过他最初买艺术品的心得，就是“跟着懂行的人买”：“拍卖的时候，我看前面两个老行家抢得正火热，那一定是好东西，我上去就一个‘盖帽’盖掉他们”。


大资本推进，让这个小市场的价格一下子高涨起来。1990年代，拍场上出现一件27万的齐白石画作，已经是少见的高价了，拍卖会上的人会集体鼓掌五分钟。到了2004年、2005年，20多万的画作四处都是，别说鼓掌，别人连眼都不抬一抬，汪文文说。更猛的涨幅在2005年至2008年，从华尔街到中国的股市都令人失望，更多资金被挤到艺术品市场。3年之间，中国当代艺术板块的总成交额涨了12倍。


一些特定门类的艺术品也随着这批买家的介入变得炙手可热起来。被收录在乾隆朝皇家收藏著录里的《石渠宝笈》里的文物，有许多是前朝赝品，原本在市场并不热捧。2003年以后的一个现象是，“石渠宝笈”这个概念被炒得特别离谱，在汪文文看来，这是因为这些艺术品上有乾隆的印章，“很矛盾，中国富豪本身并不歌颂富贵，他们喜欢皇家权威”。


“那些真正懂艺术的老藏家们被赶出去了”，老一批藏家退场，总让一直和老藏家们打交道的汪文文有失去知音的遗憾。马未都把这种扭转说地更为形象：“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对2005年以后的市场，他也感叹自己“玩不转”、“玩不起”了。


2005年至2008年，从华尔街到中国，股市的表现普遍令人失望。但GDP在迅速增长，财富阶层不断膨胀，大量的资金被挤入艺术品市场。3年之间，中国当代艺术板块总成交额上涨12倍。这个涨得最猛的领域也是后来摔得最惨的。


紧随而至的2009年，是另一个分水岭。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成了世界主流。市场第一次出现了过亿的艺术品，而且是4件，后一年变成了16件，再后来一年，仅上半年就出现了 15件。3年之间，内地艺术品市场的总量翻番。201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额首度超过美国，登上了世界第一的交椅，中国富豪们的“买买买”把张大千和齐白石的身价带到了与毕加索、莫奈并驾齐驱的地步。一个接一个高价，让艺术品市场成了新闻热点，以财富故事的方式，关于艺术的故事流传到更广泛的人群中。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令收藏这件事带上了更为复杂的色彩。2009年，圆明园内的建筑构件“鼠首”和“兔首”出现在巴黎大皇宫举办的佳士得拍卖会上。两件兽首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流入海外的。佳士得拍卖文物的时间点恰好是建园300周年之际，国内已经升起一股“重建圆明园”的呼声。拍卖的新闻传到国内，舆论反应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某藏家以2.7亿元拍下兽首，又拒绝付款。因为文物的特殊背景，他的做法在国内得到了很多支持。事后，又有人指出整个事件是一次炒作，目的是为这两个建筑构件贴上“回流国宝”的标签，搅动舆论，以吸引国内买家出高价收购。事实到底如何，已是一场“罗生门”。可也是在此之后，藏家们到海外买来的文物会被有意无意地打上“回流”的标签。和当时横扫国外奢侈品商店的人被网民称为“土豪”不同，富豪们对海外中国艺术品的收购，以正面姿态汇入了关于“爱国”与“崛起”的宏大叙事中。


这是个很小的市场，容易被操纵，一个高价会很快衍生出下一个高价，但滑落也像多米诺骨牌般迅速。2011年经历“巅峰时刻”以后，2012年，四大拍卖行的交易额就平均下跌50%。到了2015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成交额仅仅达到美国的一半。眼下，不管拍卖公司如何包装成交额，和10多年前相比，市场已经相当萎缩。英国经济学家唐·汤普森（Don Thompson）在《疯狂经济学》中估算过，在英美市场，一旦市场进入下行期，85%在拍卖会上买的艺术品，都不可能以原价再次拍出。


其实，破绽早就有了。市场红火的那几年，拍场公司动辄报出90%至100%的成交率。但根据中国拍卖协会按照实收佣金、所得税、营业税和缴税凭证估算，一年内真正付款的比率不足60%。一片荣景之下，已经暗藏危机。只是当时的一片叫好声中，这样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得进。


03 美术馆：存放艺术故事的容器


艺术品是什么？它是一系列符号。它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共识。这种共识，在一个个故事中被协调、凝聚和固定。而当一座美术馆被建造起来，创始人个人的故事就汇入了这些艺术品的故事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当时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情况纳入背景中来，就能看到，有关美术馆的账还可以有另一种算法：美术馆是商人的财富蓄水池，水位起落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有关。以1994年至2018年间艺术品市场蓬勃上升的情况，运营一家美术馆的投入，在大批馆藏艺术品的升值面前，是可以被覆盖的。


藏家在收藏以后，藏品的价格取决于市场上其他买家的出价，相当于等别人为自己抬价；但如果一位藏家包揽了市场上某一类艺术品，买卖停摆，市场热点就会转移。藏家将自己的私藏与公众共享、组织各类学术活动、出版展览图录、开展公共教育，也是在为馆藏制造影响力。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品之所以如此耀眼，是一代代研究者、藏家和媒体在为其加持。


霍华德·S.贝克尔在《艺术界》中写道，在拍卖行的估价体系中，“被谁收藏过”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当一件作品来自MoMA时，估价有可能高出正常的50%，如果艺术家最近有作品在这样的美术馆展出，那么他的作品估价也会上涨。”他所说的MoMA也即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位于曼哈顿，由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发起，至今已有92年历史。


海外大藏家收藏以后，对藏品进行推广，对公众进行教育，已经是惯常做法。著名的中国当代艺术推手尤伦斯从1980年代就开始大量收藏，并在北京798开办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借助美术馆这个平台，他们将藏品带到各地巡展，不断增加作品的知名度。


2009年，尤伦斯夫妇开始集中大笔抛售中国收藏，包括：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吴彬《十八应真图卷》、北宋曾巩《局事帖》到陈逸飞的《踱步》、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等等。这些作品后来都由内地买家接手。其中，前两件古代书画都以破亿元的价格被刘益谦买入，刷新了当年的价格记录，被认为是中国艺术品“亿元时代”的开端。


当然，并不是说现在的这些创建者们也是奔着抛售艺术品去建立美术馆的。这个案例只是说明，成功的美术馆也是艺术的推手，它们与市场机构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艺术品买卖流通中，会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但至于藏品的再次流动，或许就在当下，或许会在遥远的将来。那些占地庞大的美术馆，就是富豪最新的财富蓄水池。


在刘益谦和王薇那里，可以看到家族传承的端倪：他的子女也涉足收藏，他的女儿中有一位在美国学习艺术品管理，眼光前卫。他们的儿子留学海外，以艺术为专业。现任的宝龙美术馆馆长也正是宝龙集团老板许健康的女儿许华琳，她曾管理着宝龙旗下的艺术品拍卖公司。


04 大幕转换，桂冠掉落


在今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公布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夜场拍卖”材料中，有两件作品让我感到眼熟而意外——毕加索《戴帽女人》以及莫奈的《睡莲池与玫瑰》。它们是万达集团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在佳士得纽约拍场上买下的。当年的举牌，被视为某种标杆，标志着中国富豪也开始向国际上最为昂贵、也最为主流的艺术品类出手，相关报道在好几天的时间里占据了文化类新闻的头条。在这些新闻里，万达艺术品部门负责人郭庆祥不止一次提到，这些作品的购藏与万达将在北京开展的美术馆建设计划有关。


美术馆迟迟未见动工，但不出意外的话，当年高调收购的3幅作品中就有2幅将在本月末转手。


人们很容易将中国富豪出手印象派与日本富豪在1980年代的情况作比较。1991年经济泡沫破裂前，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同样经历过房市和信贷的迅速上涨。据知名艺术品市场信息网站Artprice估计，1987年至1990年之间，日本富豪包揽了全球拍卖市场上40%，约上万件印象派。泡沫破裂以后，许多天价购买的画作成了银行不良贷款的抵押品，被保管在银行保险箱。银行需要回流资金，这批作品的价格就又以低价回到了欧洲，直到2001年才开始逐渐攀升。在此期间，也有好几家日本企业家建造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倒闭。


王健林曾经说自己have a dream：“不光把企业做大，还要把中国酒店品牌打到全世界”。


买下《两个小孩》和《戴帽女人》的时候，也是万达踌躇满志进军海外的时刻。通过购买西方艺术市场上的顶尖“硬通货”，万达表达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亲近，也让人充分相信其资金实力。


王健林早在30年前就开始收藏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画家的作品，吴冠中、潘天寿、齐白石、李可染和石鲁等等。他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吐露自己对石齐画作的欣赏。2016年，在接受鲁豫的采访时，他办公桌后，挂着的是画家石齐的气势浑宏的《万里长征图》。这些画作的构图，很多都是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和毕加索把所有切面放在一个平面上的手法相隔很远。倒是让人想到，“万达有一种自豪”，叫作“万达广场就是城市中心”。


2020年7月，随着芝加哥物业项目90%权益被出售，王健林清空了所有海外地产项目。一年以后，《带帽女人》和《睡莲池与玫瑰》重现拍场。


王中军对梵高大概更接近真爱。这位影视大佬也曾是妥妥的艺术青年。他曾在夜大学习美术，当时他的绘画风格就已经开始模仿梵高。他曾经接活儿画小人书，一页能挣10元。30年后，他用于支持公益的画每件能卖50万，画中依然有浓烈的梵高风格。


2014年，像是实现某种夙愿，王中军以3.77亿元人民币拍下了梵高的《雏菊和罂粟花》。彼时，华谊兄弟正处于发展巅峰时刻，公司市值在之后的一年接近900亿。2019年，他创建的森美术馆举办了开馆展，展览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印象派”、中国现当代著名艺术家作品，以及，王中军本人的画作。


影视行业热钱消退以后，王中军迅速掉头，出售艺术品以筹措资金。对很多富豪来说，艺术品本来就是放鸡蛋的篮子之一。卖画救主业，这一点也不丢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在这件事上，王中军就显得王健林要洒脱得多。王健林曾向媒体表达过，自己只会买入艺术品，不会卖出：“我从来没想过要赚卖画那点儿小钱儿。”王中军则在2019年亚布力论坛上主动提及：“最近卖掉一批艺术品，拿回来一些现金解决流动性问题。也没什么不好，我不觉着我卖画丢人。”他坦言，企业的安全性对他来说是第一位的，自己当时11万买的刘小东《求婚》，卖出去1000万，回报率近1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