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色彩权威Pantone（潘通）每年都会发布年度代表色，官宣的2022年度代表色为“长春花蓝”（Very Peri），这是彩通历史上第一次跳出固有色号，为年度代表色新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色彩。


在艺术史上，曾经也有一种蓝色以前无古人的姿态横空出世，它就是法国沙特尔大教堂中世纪彩色玻璃花窗上的“沙特尔蓝”（Chartres blue）——这抹跨越艺术史八百余年、“配方已失传”的独特蓝色，至今仍散发着无限魅力。


沙特尔大教堂是谁？


在谈论“沙特尔蓝”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全称为沙特尔圣母主教座堂）这个知识点。


沙特尔大教堂所在的沙特尔市位于法国中北部，如果自驾，前往巴黎圣母院需要一个多小时，到兰斯大教堂（Reims Cathedral，全称为兰斯圣母主教座堂）和亚眠大教堂（Amiens Cathedral，又称亚眠主教座堂）的车程分别近三小时，这四处建筑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法国作为哥特式建筑的起源地，艺术瑰宝不胜其数。沙特尔大教堂以哥特式建筑巅峰之作的地位出现在《剑桥艺术史》中，它与兰斯大教堂、亚眠大教堂并称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哥特式建筑，名头最响的巴黎圣母院是要靠后站的。


单纯看图，哥特教堂三巨头颇有些“连连看”的感觉，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至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不会骗人的。常规来看，入选年份越早，世界文化遗产的含金量越高。在上述四位选手中，兰斯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都是在1991年入选世遗的，不过兰斯大教堂是单独入选，巴黎圣母院则是算在“巴黎塞纳河沿岸”名录下、以“集体户口”入选。亚眠大教堂的“世遗年份”一下子早了十年，1981年便申报成功了。


沙特尔大教堂则是在1979年法国入选世遗的首批选手，当年全球共评选出34处世界文化遗产，法国共占五席（其它四个世遗分别为圣米歇尔山及其海湾、凡尔赛宫及其园林、韦泽尔峡谷洞穴群与史前遗迹、韦兹莱教堂和山丘），同年入选的知名选手还包括埃及的开罗古城和金字塔、伊朗的波斯波利斯、波兰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古城、美国的独立大厅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样使用了“巅峰之作”一词作为沙特尔大教堂的入选评语：“沙特尔大教堂的建筑与彩色玻璃、雕刻和彩绘装饰的统一，完美构成了中世纪艺术最具有特色的意义……（它是）法国哥特式艺术的至高点，堪称杰作。”


这种称赞并非当代才有，而是自古沿袭的“事实”。因其非凡工艺和顶配美学的新颖性和完美性，沙特尔大教堂自建造之时起即被视为典范。盛名之下的大教堂不仅路人缘颇佳，同行的大艺术家们也前赴后继将其作为主角进行创作。在诸多艺术品中，被誉为19世纪最出色的抒情风景画家、法国巴比松派代表人物柯罗的“沙特尔圣母主教座堂”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柯罗创作这幅画是在1830年，距今已近200年，画中的沙特尔大教堂与今日人们所见的几乎并无二致。但我们和柯罗所见的并非初始版的沙特尔大教堂，在如今大教堂所在的位置，至少先后“站”过五个版本。据研究，第一座教堂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前后，它在公元743年首次在文本中被正式提及，同年毁于火灾。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转世N次的沙特尔大教堂在“火灾”与“重建”之间反复横跳。


可考的是，在变身哥特式教堂之前，沙特尔大教堂曾以古罗马巴西利卡式（Basilica）兴建，这类型教堂的典型代表如意大利罗马的拉特朗圣若望大殿（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等。


促使沙特尔大教堂变身“哥特霸王”的火灾发生于1194年，大火过后，原先的教堂仅余地下室、塔楼等小部分，但教堂内供奉的圣物竟然幸存下来——传说中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时所着面纱完好如初。这件“神圣又神秘的面纱”由加洛林王朝（自公元751年后统治法兰克王国的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le Chauve，绰号秃头查理，823年－877年）于公元876年赠予沙特尔，自那之后，沙特尔大教堂便成为中世纪举足轻重的朝圣之地。


圣母面纱幸存于火灾被视为神迹，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纷纷为大教堂重建慷慨解囊。有钱好办事，资金充足的沙特尔大教堂重建工作开展得异常顺利，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便完成了主体建筑，并在之后的数个世纪中再未进行过大规模重建——今人所见的这个版本的沙特尔大教堂，相当于是在13世纪初“一次性成形”的。这个建造速度远超其它中世纪知名教堂，无论是亚眠大教堂、兰斯大教堂还是巴黎圣母院，它们兴建成如今的模样都耗费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时间。


重生后的沙特尔大教堂拥有当时西方世界最高的屋顶（中殿高约38米、西北塔高113米、西南塔高105米），它再次成为一马平川的博斯（Beauce）平原地区醒目的标志，傲立天地之间的身姿在方圆25公里的范围内清晰可见。这个高度在摩天大楼的时代不足为奇，但在古代却能极有力地将“神性”的魅力与作用发挥到极致。


沙特尔大教堂中殿地面上、直径近13米的“迷宫”（Labyrinth）也是神性的体现，内外共12圈的“朝圣之路”象征抵达救赎彼岸的漫长与曲折，旧时的信徒通常会跪着走完近300米的蜿蜒通道，最终抵达迷宫中央的玫瑰花心。几乎所有的哥特式教堂都设置有迷宫，但大多数在后来都被移除了，沙特尔大教堂的迷宫是法国保存最完好、也最为精致的一个。如今，教堂中殿地面上通常是摆满座椅的，迷宫总被遮盖，只有在每年的特定时段迷宫开放时、才有一窥全貌的机会。 


如果不谈神性，单从建筑构造和雕塑装饰上看，沙特尔大教堂也是艺术上的引领者，罗丹称其为“法兰西的卫城”并不为过。它是广泛使用哥特式建筑标示性飞扶壁的先驱，世界遗产委员总结时称：“沙特尔主教座堂的平面配置对法国及其他地区哥特式艺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从法国兰斯、亚眠、博韦大教堂，到德国科隆、英国威斯敏斯特和西班牙莱昂的大教堂，它都是模仿蓝本。”


以其为蓝本的建筑甚至扩展到了二次元世界中，畅销游戏《刺客信条》就以沙特尔大教堂为原型建造了一座可攀爬的大教堂，可见这位优等生的作业有多好抄。


但实际上在谈论沙特尔大教堂的艺术时，是无法绕开“神性”避而不谈的。沙特尔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这是圣母面纱来到这里的原因，也是被视为朝圣地的大教堂反复重建的原因。11世纪时，沙特尔大教堂的学院还是宗教学术和神学的重要中心，它开创了主导整个欧洲中世纪思想的经院哲学，并最终形成“12世纪的文艺复兴”。


在旧时的很长一段时间，“艺术”是服务于“神性”的，但恰恰是神性催生出了不过时的艺术——“沙特尔蓝”就是最佳案例。


沙特尔蓝真的不可复制吗？


前文一直在讲沙特尔大教堂的建筑、雕塑，但彩色玻璃花窗才是沙特尔大教堂更引以为傲的名片。世遗委员会不仅说沙特尔大教堂在建筑上是其它哥特大教堂的模仿蓝本，“在彩色玻璃领域中也广泛影响布尔日、桑斯、勒芒、图尔、普瓦捷、鲁昂、坎特伯雷等城市”。


176扇彩色玻璃花窗（约有152扇幸存至今）创作于1200年至1235年间，与沙特尔大教堂的重建同期完成。这些彩色玻璃花窗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中世纪彩色玻璃杰作，围绕着圣经故事，这些花窗描绘出近五千个拜占庭风格的人物，它使整个大教堂成为“一座彩色玻璃博物馆”——沙特尔蓝成就了它的底气，也使其成为同类艺术的上限。


之所以说沙特尔蓝是神性催生艺术的最佳案例，是因为大教堂里彩色玻璃上的独特蓝色，据说就是专为描绘圣母而使用特别原料调配而成的。花窗中圣母图衣服上的蓝色，便是“沙特尔蓝”。


当时的主教希望工匠能在玻璃花窗上创作出一种独一无二的蓝色，以呈现绘画中圣母常穿的蓝袍——这样的花窗更能配得上供奉在沙特尔大教堂内的圣母面纱。由此诞生的沙特尔蓝因配方独特，比同时代的其它颜色更耐腐蚀，当花窗上的其他颜色渐显褪色时，历经八百年岁月的沙特尔蓝依旧明艳如初。


除了自身的绝顶美学，“失传说”也给予了沙特尔蓝不小的魅力加持。不可复制的东西总有天然的诱惑力，荷兰老牌前卫摇滚乐队Kayak在上世纪创作了一首知名单曲《Lost Blue Of Chartres》，歌颂的正是“沙特尔蓝啊你这遗失的美好”。最广为流传的说法，讲的是沙特尔蓝的神秘配方在使用过后便“被工匠带到了坟墓中”，就此遗失，再难复制。事实上，单纯从科技工艺的角度来说，现代玻璃制造商完全有能力调配出沙特尔蓝的色号。那为何现在能用而不做？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中世纪后，艺术审美发生了转变，彩色玻璃花窗不再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但沙特尔蓝在当年就算是手握配方，对大多数制造商来说也是想得却不可得之物，因为彩色玻璃花窗做起来真的太烧钱了。


蓝色在中世纪（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既尊贵又金贵的颜色，“尊贵”是因为它是天空的色彩，在宗教环境下会让信众联想到天堂，神圣又智慧；“金贵”则指古时的蓝色颜料因原料稀缺、价值堪比黄金，据说雇主在下订单时，使用多少蓝色是需要在合同中特别写明的。今后再看绘画作品时，如果发现里面有大面积的蓝色出现，大概率可以判定只有王权富贵才下得起这样的订单。


蓝色贵，玻璃也贵。在创造沙特尔蓝的时代，彩色玻璃花窗不仅需要工匠极佳的美学设计，对材料和工艺技术的要求也极高，这使得彩色玻璃的成本相当于宝石的价格，与如今的玻璃可能不止是多加一两个“0”的差距。沙特尔大教堂花窗上的彩色玻璃厚度可达1英寸（约2.5厘米），这种厚度使色彩更为浓烈，更使造价噌噌上涨。相比于其它以彩色玻璃花窗闻名的大教堂，沙特尔大教堂的玻璃花窗堪称一片蓝海，这种蓝色的走量用法壕气冲天，不说富可敌国，也是价值连城。


站在现场的观感奇妙又震撼，用手机或普通相机留下的图片无法显示出沙特尔大教堂蓝海魅力的万分之一。分享给大家一个观看视角，若有朝一日前往沙特尔大教堂，可从下图左侧的视角慢慢走向玫瑰窗，挪步时，光线的改变使得同一面花窗如万花筒般变幻莫测。我如痴汉一般在这条“赏花路”上往返了四五趟，走来走去，始终看不够。


彩色玻璃花窗是服务“神性”的完美助手，当光线通过彩色玻璃滤进教堂内部，对信徒来说（尤其是中世纪的信徒），这里就是人间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所以，虽说当代科技能够破解沙特尔蓝的神秘配方，但难以重现的其实是沐浴在中世纪时代“神性”中的那一抹沙特尔蓝——好比今人也能烧制出天青釉，但毕竟只有“北宋汝窑”才是北宋汝窑。


艺术与其所属的特定时代难以剥离，就连彩通选定年度代表色都会将时代背景纳入其中，2022年的长春花蓝“是此时此刻全球精神的象征，注入红与紫的新的蓝色调具有的复杂性，代表着我们正在经历的创新与转型”——沙特尔蓝也不可摆脱它的时代意义，它是漂过漫长时间之海的众多艺术品之一，后人要足够幸运，才能将其打捞，再作欣赏。


你能想象在今天还能见到中世纪的沙特尔蓝有多不容易吗？“厚达2厘米”的玻璃也只是玻璃，它是易碎品。兰斯大教堂的彩色玻璃花窗就是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法国人对此痛心的程度不亚于2019年眼见巴黎圣母院置身火海之中。沙特尔大教堂迅速吸取了教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中世纪玻璃花窗都被拆下存放，直至和平到来才重新安装。


在此之前，沙特尔大教堂还曾在16世纪的宗教革命中全身而退，但众多其它城市的中古时代宗教艺术作品毁于一旦。两个多世纪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沙特尔大教堂险些被当地革命委员会炸毁，后来是委员会的人自己觉得清理建筑残骸会太麻烦才作罢，大教堂又保住一命。


二战时，玻璃花窗可以拆下保存，但大教堂本身没法长腿跑，当美军攻打沙特尔时，大教堂被怀疑是德军据点、即将面临炮击摧毁。美军上校韦尔博恩·格里菲斯（Welborn Barton Griffith Jr.1901–1944）与司机穿越数道敌军防线，进入大教堂勘察后发现并无德军身影，格里菲斯敲响塔楼上的钟，并下令通知美军炮兵不要摧毁大教堂。


那一天是1944年8月16日，在格里菲斯救下沙特尔大教堂后的当天夜晚，他战死于沙特尔市区郊外的莱沃（Lèves）。当地村民整夜守着他的遗体，直至美军天亮后将他接走。在他阵亡之处，法国人民为他竖立了纪念牌匾。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8月16日，格里菲斯的独生女及其它家族成员参加了沙特尔大教堂为他举办的追思会，大教堂内的管风琴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奏响了《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


格里菲斯的战友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时说，美军内很多同僚并不理解他因何执意要冒着极大风险进入教堂勘察。人们再也得不到真实答案了，也许毕业于西点军校、受过良好教育的格里菲斯此前就了解沙特尔大教堂的价值，又或许他只是第一次见它、但觉得这件美好的东西不该被轻易摧毁——即便这件美好的东西“只是”出自无名大师之手。


是的，沙特尔大教堂无与伦比的建筑、雕塑、彩色玻璃花窗历经磨难留存至今，但创造他们的工匠却没有留下姓名，就像没有留下姓名的敦煌画师一样——“也许一个人的名字并不重要”。这句话出自电影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代表作为《公民凯恩》），在他1973年上映的最后一部完整电影作品、纪录片《赝品》（F for Fake）中，奥逊?威尔斯提出“艺术是什么”与作品归属权的问题：鉴于所有艺术终将随着时间消失，署名对作品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镜头里出现如诗的沙特尔大教堂，梦呓般的旁白述说道：看啊！它已经屹立在这里几个世纪了，也许它是整个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人类作品，却没有署名——但它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