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三代时期的景德镇御窑厂，无论是生产规模与创造的花色品种，都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在高度科学化精细分工的生产流程中，能工巧匠们各自

专司其职，故每个朝代、每个阶段、每个品种都在胎、彩、釉、型、款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格与特征，成为鉴赏和鉴定的硬指标。这其中，官窑款字是最富人性化、最容易形成独特风格样式的一环。自康熙二十年起，景德镇御窑厂开始恢复官窑瓷器的烧造，也同时恢复了统一书写年号款识的传统；到了康熙中晚期，更是涌现出许多新品种，艺术创意丰沛，窑技推陈出新，但由于缺乏正式的清宫档案文献的支持，我们对康熙二十七年以后的官窑瓷器的制作情形并十分不了解，这些品类与装饰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品，公、私收藏与拍卖所见，数量巨大，应该如何判断其属性与年份？如果尝试从款字风格笔迹的排比归纳中，就能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脉络。

臧窑：康熙二十年 - 二十七年

我们知道景德镇御器厂在明万历三十六年（ 1608 年）正式辍烧，民窑烧造从此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繁荣辉煌时期- Transitional period - 明清过渡期，此时被徵选入宫的瓷器绝大部分都不书写年号款识。康熙官窑瓷器重新恢复统一落年号款字，大约是在康熙二十年（ 1681 年 ）由臧应选督造的“开国大造”中开始形成了规矩和典范。

工部虞衡郎中臧应选奉旨入驻景德镇御窑厂，重启停烧多年的官窑，并贡献出一大批设计新颖、品质精美的全新作品，世称“臧窑”。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品种背后的设计师，就是来自清宫内府、官至工部郎中的刘源，他为这个“开国大造”精心设计了数百款瓷器的样式，“参加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得到了当时与后世的极高评价。最经典的臧窑器造型端庄秀雅；青花彩绘瓷笔触细腻、画意古雅；单色釉器则“土埴腻、质瑩薄，诸色兼备。”

以著名的豇豆红釉八大码和五彩十二月令花神杯为代表，这类臧窑器年号款字笔法风格均高度一致，字形细巧秀雅、笔力遒劲、锋芒毕现，以下图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珍藏的一组八件豇豆红釉印色盒为例（图二），笔迹高度一致，可视为康熙臧窑器的模范款识。以此为标准，延伸至臧窑豇豆红釉其他品种，以及青花五彩器，我们得以在大量的传世品中将臧窑器甄选辨识出来。2021年在北京保利拍卖成交的一组罕见成套五彩十二月令花神杯（图三），也是来自臧窑的名品，仔细观察其款字的笔迹风格，与豇豆红釉印色盒的笔法基本一致，这就是臧窑器款字风格的规范。

可能是由于这次为时七年的烧造获得了巨大成功（臧窑烧造的规模是壹拾伍万二千余件，动用了地方省钱粮银一万三百余两），产品的品种与规模数量都相当惊人，完全足够满足了当时宫廷的使用需求，以至于臧窑之后的很长时间都没有康熙官窑再次开造的官方记录，直至郎窑的出现。

郎窑：康熙四十四年 - 五十二年

郎窑以及郎窑的主人朗廷极一直是个谜，因为郎窑瓷事实上并不见于正史记载，包括《景德镇陶录》、《陶说》、《南窑笔记》等权威古代陶瓷论著均无描述，甚至在郎氏墓志铭、传记及所撰文集当中皆无提及，但郎窑红瓷器一直是历来收藏界脍炙人口的名品。在近来收藏界掀起的郎窑红热潮的带动下，多位专家学者开始对无官方文献记载、隐藏甚久的朗廷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位家世显赫、才情满溢的江西巡抚，在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兼职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造，不但为康熙帝的万寿节操碎了心，烧造出一大批寓意吉祥万寿的优质官窑瓷器，还在“政治余闲程艺事”，凭一己之力刻复了一批“比视成宣欲乱真“的永宣名品，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郎窑红，成为他的粉丝朋友圈中千金难求的妙品，备受后世藏家们的推崇。

既然没有官方文献记录，我们该如何辨识郎窑瓷呢？按照香港著名陶瓷学者林业强先生的说法，只有带“纯一堂”款字的瓷器才能算是真正的郎窑瓷。根据《江西通志》所载，康熙帝在 1703 年的第四次南巡时，就将「纯一堂」这个堂号御赐给了时任浙藩的郎廷极，郎廷极不但将这个荣耀至极的堂号钩摹悬诸厅事，还篆刻为私章，遇上好的字画，统统钤印，最后索性连瓷器都定制了这个名款。果然，我们在传世的瓷器中找到了这种极其稀有的《御赐纯一堂》款字的作品。学者们于是沿《御赐纯一堂》这个郎氏督造的私房瓷器的款识风格一路深挖，归纳总结这个款字的书体风格与笔画规律，如纯一堂款字整体笔迹风格与臧窑款字相比显得较为松垮，「純」字上橫為丿形；「藏」字右下鉤細長，康熙年号款的笔法风格也基本与此相同一致，如此一来，我们得以据此逐渐辨认出一批传世康熙瓷器中可能属于郎氏督造时期的作品。

故宫珍藏的这件双款霁蓝釉碗，应该是最能被确定为朗廷极督烧的“郎窑”，这种康熙年号款与堂款合一出现的瓷器极其罕见，似乎仅见郎窑。传世记录所见尚有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相似的一件蓝釉碗、香港竹月堂珍藏一件霁蓝釉双弦纹偏口碗，他们的款识排列方式与字体笔迹风格几乎完全相同，可视为郎窑器的标准。

这件正观堂珍藏的珍贵残器，成为揭秘郎窑的一把新钥匙。它的款识与其他几件分藏博物馆的藏品款识笔迹特点吻合，揭示了郎窑器的多样性与卓越的仿古、复古品味。

除了刻复永宣的私房器之外，学者们认为郎廷极为康熙宫廷督烧的真正官窑作品，应该是那批专门为庆祝康熙帝六十大寿（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烧造的贺寿瓷，能担此重任，这是朗大人深沐皇宠的一个体现，也是他的卓越超凡的艺术才情的体现。这一组官窑瓷

器不但纹样设计主题鲜明独特，而且款字写法一致，可以从大量的传世品中仔细辨认出来。下面一件五彩碗为正观堂藏品（图七），就是这类贺寿御瓷的代表作。如果将这一组瓷器的款字风格与《御赐纯一堂》款字风格进行仔细排比对照，那么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朗廷极可能烧造了一批卓越的仿明代永宣成名器的私房瓷器，其大部分无款，极小部分落《御赐纯一堂》款；他同时也督烧了一批设计新颖吉瑞的万寿节祝寿瓷，品质十分精美，落《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款。后者款字的笔画风格与书体特征，可视为承接《御赐纯一堂》的款字风格演变而来。

大维德基金会珍藏的这件仿成化斗彩鸡缸杯，传世罕见，书本朝康熙年号款。即使是北京故宫所藏相似的几件类似的鸡缸杯，皆落成化寄托款。故大维德鸡缸杯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款识信息。如上文所述，朗廷极醉心刻复永宣成名品，那么大名鼎鼎的成化斗彩鸡缸杯肯定是目标之一。这件作品的青花款字笔迹风格与诸“纯一堂”款字风格明显具有传承关系，故可以暂定为郎窑仿成化的杰作之一。

从这件画意祥瑞的碗的款字来看，其笔迹风格与前述“纯一堂”类的作品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或为朗廷极督烧的康

熙万寿节用祝寿瓷之一。在公私及拍卖会上常见有这类笔迹风格的瓷器，皆为画意主题祥瑞祝寿的设计，应该是定烧的万寿节祝寿用贺礼瓷。

神秘的朗吟阁瓷

现在回头来看看文章开头所说的康熙黄釉盘（图八 左）。这面康熙盘，内外满罩明黄釉，釉色肃穆沉着、匀净鲜润，口径 17.8 厘米，足内书青花双款双行六字年号款，其字体瘦长端正，接近楷宋体，毕恭毕敬，撇捺锋锐，一派堂皇正统的官窑气质。这种书体并不见于康熙早期的臧窑器上，笔势风格也与前述的郎窑瓷体系完全不同。结合这种黄釉的成熟特征来看，应为康熙晚期官窑出品。这种笔法的康熙瓷十分罕见，品级非常之高，如很多人还记得的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藏的重宝 - 康熙宝石红釉梅瓶（图八 中），而圆明园雍亲王书斋定烧器“朗吟阁”瓷款字的笔法风格也与此密切关联（图八 右），可以深入考究。那么，这种款字是何时开始因何故出现在康熙官窑瓷的制作中呢？

朗廷极卒于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年），那么郎氏身后的御窑厂窑事的管理与出品是什么状态？依然没有明确的官方记录。仔细看黄釉盘上的这种宋体正楷字体风格，似乎与康熙晚期出现的瓷胎画珐琅器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由法国传教士陈忠信（ Jean Baptiste Gravereau ）带领多名广东珐琅匠师陆续来到宫廷进行瓷胎画珐琅的实验烧制。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武英殿的珐琅作改归养心殿，这意味着康熙帝心心念念的瓷胎画珐琅的研制进入突破阶段。就在同年九月初九日，康熙帝对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做出如下批示：“珐琅大内早已制成，各种颜色俱以全备”（图四）。到了康熙六十年七月二十日（1721 年 9 月 11 日），杨琳因收到御赐的“法琅磁碗”等物而上书谢恩折，这就明确了瓷胎画珐琅器此时已经完全获得成功，成为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养心殿烧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均统一书写独特的《康熙御制》楷宋体料款（图九左 中），有别于所有之前在景德镇烧造的官窑瓷器。而与此同时，康熙也有一种非常名贵的抹红地珐琅彩九秋同庆碗（图九 右），制式格式与养心殿造办处出品很相似，但所用彩料非纯珐琅料，圈足内则书青花双框楷宋体年号款。这应该是景德镇仿效造办处的新产品格式而新创的品种。九秋碗与养心殿造办处御制珐琅彩碗的关系一目了然，说明同为康熙最晚期诞生的新品种。

而从这类九秋碗的青花款字风格衍生的一系列康熙晚期官窑瓷器，也得以顺藤摸瓜被辨认出来。这面黄釉盘即属其一，根据这种款字笔势端庄的正楷宋体特点，进一步再看故宫藏的斗彩翠竹竹节式盖罐与末红彩双龙戏珠纹盖罐（图十），其恭敬规整的笔法也可视为从九秋碗式的楷宋体衍生而来。

再来看看神秘的“朗吟阁”瓷。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受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8 年）受封为和硕雍亲王，赐予圆明园为其府邸。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的储位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皇太子允礽两次的废立，已使康熙帝焦头烂额，失望不已；然而此时的皇四子胤禛，却有意远离斗争，对帝王之位的向往深藏不露，他躲在圆明园中读书，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的富贵闲人。制作于此时的《雍亲王朗唫阁图像》轴（图十一 左），正是年轻的皇四子沉浸在仙境般的圆明园中的真实写照，只见画中幽静的亭廊、茂滋的树木、闲适的仙鹤、安详的麋鹿，乃至身后两个肃穆的伺童，都烘托出窗后的主人安然自在的神态。朗唫阁乃是圆明园中路的一处建筑，是康熙时期雍亲王的起居、读书、静修之所，也就是雍亲王的书房。

​在雍正登基前的12年之中，肯定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圆明园和朗唫阁中渡过，也正是这块幽静清雅的宝地，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了雍正偏好文雅、精致、清丽的艺术品味，并形成了日后的雍正官窑瓷器独有的艺术风格。“唫”是“吟”的通假字，故“ 朗唫阁”又称“朗吟阁”， 我们在众多的传世瓷器中找到了一批带“朗吟阁制”款识的作品，可确定是由当时景德镇御窑厂为朗吟阁专用的定烧器。

曾在北京保利拍卖卖出的一对”朗唫阁制“款长颈小瓶（图十一 中），造型玲珑秀美，釉色淡雅含蓄，显示出高雅的艺术品位，正符合雍亲王的习性爱好，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也珍藏一件非常相似的天蓝釉长颈瓶（图十一 右），落“朗吟阁制”楷书款。这两组虽然同是为朗吟阁定制的瓷器，但是造型比例与款字笔法风格却有很大差异，前者字体端正恭敬，与黄釉盘一路的宋体正楷字形很接近，而后者笔力稍显松软，运笔力度也大不相同，与此同时，传世记录中同款者尚有天蓝釉僧帽壶、盘、碗、白釉花浇、杯、匜等器物，可见在雍亲王幽居朗吟阁12年的岁月里，景德镇御窑厂为其订烧了一系列的专用瓷器，根据款字风格的变化，显示这些器物应该是在不同的年份和阶段烧制，并不统一。

安窑：康熙五十九年 - 雍正五年

康熙官窑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最近被学者们提及的安窑。有专家学者们对清宫档案文献资料的仔细梳理与考据，发现一条由江西布政史常德寿于雍正三年上呈给皇帝的奏折，披露了原为康熙权臣明珠的家臣安尚义，其子安岐为扬州盐商，“自康熙五十九年起，差伊家人马自弘、杨宗，夥计俞登朝三人，每年用银九千两，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所烧磁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而另一条由雍正帝在雍正五年亲自朱批年希尧的奏折则说道：“。。。无用者令伊等完结他们所办之事令其北上回京，安尚义效力处可以不要了。。。。”至此，“安窑”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从康熙五十九年开始，安尚义安排其家人前往景德镇烧造瓷器并送往扬州后转运京城，于雍正五年被雍正帝批示可以不用效力了。在这前后约七年的时间里，安窑主导了官窑瓷器的烧造。如同郎窑的性质，烧造祝寿用的祥瑞瓷，可能是安窑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也延续了郎窑的传统。有一组款字笔法特殊的康熙瓷器，从纹样主题与烧造品质和釉彩技术特点，都可归为康熙晚期作品，这些瓷器的康熙款字的写法与本文开头所示的黄釉盘的风格很像，字体细窄瘦长，但“清”字的右下“月”写成了“円”；“康”字下半部的“水”写成了“氺”，这是安窑瓷器的款字特征之一。故宫珍藏有一批造型各异的大型青花、五彩与斗彩花盆，皆绘写寓意祥瑞长寿的纹饰，笔绘精妙细致生动，明显是为康熙帝万寿节所设计烧造的万寿瓷，应该就是出自安窑。下图（图十二）即为其中之一代表性作品，另有正观堂旧藏的两件稀见作品（图十三），从其款字笔记风格的分析排比，与故宫藏品完全一致，亦可判为安窑的代表之作。至此，我们通过款字的排比，辨认出可能属于康熙最晚期安窑的一部分出品。

结论

从康熙二十年正式启动的景德镇御窑厂，在40年的岁月里创造出无数美轮美奂的官窑珍品，臧窑、郎窑、安窑是三个最重要的阶段。在缺乏可靠的官方档案资料的支持下，通过对官窑瓷器款识的排比，结合造型纹饰的变化，再关联文献的指引，可以梳理出康熙中晚期一部分官窑瓷器设计生产的脉络，这对康熙瓷器的研究与鉴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